绿色和平在行动
昨天晚上，绿色和平组织决定要在岛上搞一次针对砍伐热带雨林的行动。早上六点半钟全体参与行动的队员要在甲板上集合完毕，他们做事一贯雷厉风行，严格地按制定的时间表进行，如果你迟到一分钟，就可能赶不上出发的队伍。与国内不同，他们是肯定不会等你一秒钟就是了。
胡彬是个丢三落四的人，平时什么都丢，手机无数，相机三四个，钱包若干，车钥匙数把，护照身份证不计其数……他经常说笑着的时候脸色一沉，说：唉，你们看见我身份证了吗？
反正他只要一有空，就浑身上下地摸，也不知道在找什么。然后各口袋都掏。我对此人持基本不信任态度。不过这次他表现极好，一直催我早点睡。反复强调明天的行动耽误不得。
这些天来，我每天的睡眠一般只有三四个小时，本想晚上好好睡一觉，但整理完照片更新完博克，基本也到了三点钟。我看了看表，毕竟还能睡两三个小时，于是急急忙忙冲了个澡就爬上了床。实在是有点累，马上就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地，就听到胡彬的手机发出公鸡打鸣的声音。我闭着眼睛问他几点了，他说五点半。朦胧中，只见胡彬腾地一下跳下床来，三下五除二，劈里巴拉涮牙，洗脸，穿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直奔外面甲板去了。嘴里发一声喊“还有十五分钟，我先走了”，然后一道金光就冲出门去。
因为昨天入睡前把东西都准备好了，所以时间上我还心里有数。但经他这么一忙活，也不敢怠慢，连忙爬起来简单洗了把脸。把充好电的相机电池装上，急忙忙跑向甲板。出了船舱，心里一凉，这下坏了，甲板上黑黑的，天还没亮，四处静悄悄的空无一人。完了，我脑袋嗡地响了一下，人都走了。当时的懊恼之心，还有惭愧感那就别提了。
我垂头丧气地走回船舱，突然发现餐厅里的挂钟指着五点半。猛然想起胡老师肯定是还按国内时间行动的。印尼和北京差一个小时，也就是说北京的六点半，其实是印尼的五点半。原来，人家还没醒呢。我俩就这半夜折腾上了。果然，马上就看到慌里慌张的胡老师在四处乱窜，找不到大部队的惶恐，油然脸上。我跟他说：老胡啊，你的表是不是没拨过？
胡老师把脑门使劲一拍，说：对啊，我过的还是北京时间呢。
通过这件事，还有最近几天的观察，基本可以证明，胡彬老师老糊涂了。
……
这样又在餐厅里耗了一个小时，六点半的时候，十四个人小组就准时出发了。
出发前，因为害怕印尼警察途中拦截。所有的人都把带有绿色和平标志的绿T恤藏在背包中，包括带着绿色和平标志的遮阳帽子也不能带。
太阳红红地升起来了。摩托皮艇飞快地在水面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此时，远处海岛的清真寺正在传来诵唱古兰经的声音。诵经的是个男人，声音低沉悠远，带有一种神秘的西亚色彩。
刚上岸，突然海岸上警报声大作。大家吓了一跳，以为这是被人发现了。不过那警报声过一阵就没有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绿色和平的组织工作很严密，上了岸三辆汽车等在那儿。十四个人很快分散开坐了上去，汽车就奔那些岛上砍伐最严重的地区急驶而去。
古兰经还在诵唱，车子开过清真寺。车子很快穿越这个到处是茂盛的阔叶棕榈树，椰林还有槟榔树的充满热带风光的小镇。这里基本上全都是带着颜色的木板房，由几根柱子腾空架起来。一来可能是为了透气防潮，或者还能抵挡一下蛇。
镇上的女孩子，连小学生都扎着穆斯林头巾。这里的宗教氛围还很浓厚。过一会儿，又看到一些光着膀子黝黑而健壮的小伙子，排着队在公路上跑步。不知道是军人还是什么民间武装。路上还见到两个背着枪，骑着摩托的大胡子，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车子顺利地度过了军警把持的检查站，出了小镇，又开上一个轮渡，过了条大河。路况越来越差，车底下经常传出刮底盘的剌耳声音。
大约两小时后，车子停在一片被砍伐一空，遍地狼籍的空地上。绿色和平的人把事先准备好的，长30米，宽20米的黄色大标语条幅扛起来就往泥炭地里跑。我因为要时常停下来拍照，被人催得火急。大家都在奔跑，不过我也没管别的，一直在拍，因为我来是以一个记录者的身份做见证的，让我放下手里的相机去拉条幅，有点因小失大。
赤道毒辣的阳光，在泥炭地蒸腾出一股腐朽的气味。那是成百上千年来热带雨林的枯枝烂叶浸泡在热带沼泽里沉积下来的东西。那泥炭地有点像枯水的沼泽，表面看着没什么，却经常一下子陷进脚去，有时候一下子陷进去半米深。这种枯枝遍地的地方，踩上去像踩在弹簧上一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一子出卖你。记得一个从前的绿色和平志愿者告诉过我，来热带雨林要准备一双高沿的军用胶鞋。我出发前特意去了军用品商店。但是到了这里才发现，军用胶鞋也不吃劲。因为它鞋底儿太窄，触地面积小，压强大。踩到泥炭地上直往里扎。黑黑的，冒泡的泥炭水，马上就把两个鞋灌得满满的。这种地方你的脚踩上去让你发不上力，所以格外消耗体力。身上的T恤衫像被雨淋过一样紧紧贴在身上。很快体内的水分都消耗掉了，连热带累让人喘不上气来。嘴巴里又咸又粘，非常难受。早上我因为知道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因为怕上厕所，没敢多喝水。这回可是遭罪了，嗓子里像往外冒火一样。深一脚浅一脚，速干裤上全是泥浆，湿温地箍在腿上，让人难受。
绿色和平的直升飞机来了。他们打算在高空中拍摄大幅标语，这个工作在地面是无法完成的。飞机转了几圈，找了块相对平整的地方降了下来。昨天我刚写过的老摄影师JOHN NOVS来了。他远远地跟我打招呼。这位老人还背着那个拉杆儿行李箱般大小的摄影箱，在泥炭地里小心地挪着脚步。我跟在他后面拍了几张，恰巧看到了他失去平衡扑倒在地上的情景。老人爬起来，接着往前走。
还有那位六十多岁，当了四十年海员的印度老人。他体力不太跟不上了，却一直坚持跟在我们后面。想想这么大岁数了，真是挺让人感动。
拉横幅的时候，直升机的旋桨刮起的大风，吹得枯叶满天，兜得大标语直往起鼓，拉着他的人经常站不住要摔倒。我们也放下相机参与了一下。那个三十米长，二十米宽的巨大条幅上用英文写着：停止破坏坎帕半岛！
直升飞机刚走，印尼的警察就赶来了。小刘让我马上把相机藏起来，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听从了。主要是我不通英语，没办法交流。要真是叫人没收了相机，连说明身份的机会都没有。
警察拿着相机对绿色和平的人狂拍一阵，好像搜集罪证一样。不过，他们这些人好像也见怪不怪了。看警察的表情都很严肃，不知道印尼有什么样的相关法律，使制止这一行动具有合法性。
绿色和平的负责人走过去跟警察交涉，接着就是警察带着这些人往回走。回去的路上，我脚下一滑，一下子陷进了泥炭地，烂泥没过膝盖。这时候那个小腿上文着一棵树的美国姑娘正好在我身边，她一把就把我拎上来了，这姑娘真有力气，男人也没她这么生猛。她特别好，天天笑咪咪的，朴素而实在。他和她的孪生兄弟在这艘船上干活，姐弟两个都是这样子，热情，能干。脏活，累活，体力活，无所不能。工作的时候经常一溜小跑。
好不容易气喘吁吁地回到了路上，警察跟着绿色和平的人上了汽车，一个警察挤进了我坐的那辆车，看到大家都在说笑，他说了一句；stop！气氛顿时有些不太好。印度老海员示意大家不要说话，让大家安静下来。
气氛有些不太好。过了一会儿，到了哨卡，大家都下来。有个警察拿烟给大家抽，还有个警察伸手拿了我们一个苹果吃，气氛缓和下来，又交涉了一会儿，一个年纪稍大些的警官走过来说着什么。我把灌满了泥水，一踩呱叽呱叽响的鞋脱了，一看脚趾都已经泡得发白了。
半个小时后，警察让绿色和平的人可以走了。然后还居然和我们一一握手。因为环境保护涉及到每个人，他们是公务在身，有些事不得不做。
大家在回去路上，找了一家路边的小饭店，吃完了又在码头边上等了一会儿，遇到一位印尼华侨。男人不在家，主妇带着几个孩子看着一家食杂店。他们的家看起来很贫穷。感觉日子过得艰辛。女主人祖籍福建。已经移民这里几代了。她看起来还像个中国人。这些华侨在国外如果没有发迹，日子过得比普通人更不容易。女主人很朴素很善良的样子，只会说一些简单的汉语句子。当年这些漂洋过海的人都是些穷人。他们的祖辈没有选择去欧洲或者美国，可能因为还是感觉这里会离祖国更近一些，或者都是东方人，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更容易沟通一些吧。
回到船上，小刘突然通知我们晚些时候马上离船，到岸上的旅馆里去住。他们是说因为要考虑绿色和平下一步要采取更激烈的行动，因为这次行动可能会导致印尼警方的拘捕或者驱逐，为了保护我们这些记者或是见证者的人身安全。绿色和平组织要派人把我们从陆路送抵另一个港口，在那里与后期到达的希望号汇合。在那个港口我们要在另一条船上，以另一角度去目睹和见证绿色和平组织的行动。
当晚，在一位轮廓显明，笑起来很灿烂的印尼女孩子带领下，我们在小镇住了下来。这姑娘抽烟，行事的作派很西化。一问，她妈妈是荷兰人，怪不得长得有点像欧洲人。这姑娘的印尼名字听起来特别像“饼干”，我就管她叫“饼干姑娘”。
从港口去小镇的路上，看到一个特别小的印尼小姑娘坐在破房子门口，可怜巴巴地抱着一只猫。房边流着肮脏的黑水，四处弥漫着一股怪味。小姑娘对那只猫可真好，那只猫看到有陌生人走过来有些紧张，我举起相机的时候，小姑娘马上用手挡着小猫的眼睛，怕吓着它，小姑娘对着我们羞怯地笑着。看到这个小姑娘，心里有些不好受。
我们住小旅馆是个中国人开的，阴森森的，氛围在些诡异。我看楼上的一排空房间，只有我，胡彬，小刘，还有何华峰四个人住着，饼干姑娘自己住在楼下。
明天要走陆路，这样一来，我们可能就不会回到希望号上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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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拳头的相机较专业，穿的也鲜艳，便于在人群中一眼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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