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宏钧，原国民革命军41军老兵，1937年出川抗日，参加了台儿庄、长沙等著名抗日战役，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解放前夕，他在成都起义，现为市政府参事室参事。

　　“1936年，我18岁，在绵阳参加了川军29军。当时本准备读大学，但民族危难之际，我投笔从戎！”昨天，何宏钧时而幽咽、时而激愤地述说。

　　经历抗战烽火

　　19岁背离老母赴国难

　　“七七事变”爆发，何宏钧就读的干部训练班提前1年毕业，500名学员在8月1日被派往各个部队。“我家中当时只剩老母，又无兄弟姐妹，母亲不识字。国难当头，哪想那么多，身穿2尺5（当时对军装的称呼）就出征。”19岁的何宏钧成为41军124师744团4连的文书上士。

　　脚蹬烂草鞋，身着旧军装，肩背土制步枪。装备如此低劣，川军伤亡惨重，却前仆后继，毫无惧色。“到西安已是10月中旬，根本来不及休整，一个团一个团开赴前线。”

　　10月26日，何宏钧所在部队抵达山西火线。“敌人放过我们的搜索部队，结果，我们的主力掉进伏击圈。”何宏钧说，川军大多使用的老汉阳造枪支，常卡壳，极少量的迫击炮也常炸膛。

　　最为惨痛的是，当时北方已下雪，士兵全都草鞋单衣，双脚红肿，甚至没有野战医院，每连都有士兵活活冻死。“尽管如此，我们硬是用大刀与日寇展开殊死肉搏。娘子关一战，我军损失过半。”

　　台儿庄战役九死一生

　　1938年2月，41军奉命前往腾县。迫击炮排排长阵亡，何宏钧调任排长。台儿庄一役，41军进行滕县保卫战。川军名将王铭章部署战斗。

　　“从3月14日清晨至18日，我们死守腾县。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步、骑兵7000余人，配备数十门大炮及坦克，在30多架飞机掩护下向滕县展开全线进攻。”

　　“当时我步兵团只有4门迫击炮，无一门野炮或山炮，更无任何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日军一般以六七十门山炮一齐地毯式轰炸。我们只好每打两炮，立即转移炮位。”

　　“营长负伤，副营长上了前线，我火线升任2营营部副官。但至15日夜，我们仅余2000余官兵。王铭章下令将东、南、北门用沙袋封闭，仅余西门，并把城外部队调回城内准备巷战。”

　　“17日晨，日军向我们阵地猛轰，敌机20余架疯狂投弹扫射，整个滕县城火光冲天。下午，日军用榴弹重炮轰开南门、东门。我和少数伤员已撤离至西关车站准备继续战斗外，其他官兵几乎与城共亡。”

　　3月17日夜，日军攻入城中，守军一街一巷抵抗。师长王铭章见援军无望，决定到西关车站组织残部防守，在西门城楼遭日军密集火力射击，王铭章指挥警卫连向日军进攻，一个排全部阵亡。王不幸腹部中弹，他疾呼：“死守滕县！”又一阵密集枪弹扫来，王铭章又一次负伤，随后饮弹殉国。

　　消息传来，城内受重伤的300名士兵引爆手榴弹殉城。

　　何宏钧潸然泪下：“滕县保卫战共4天半，我们41军守城，伤亡5000余人，日军死伤达2000余人。”

　　新闻背景

　　26万川军硬汉阵亡抗日前线

　　八年抗战，300万川军出川抗战，64万余人伤亡。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冠。

　　“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四川省主席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慷慨陈辞近两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可供壮丁500万，可供粮食若干万石！”

　　1937年10月，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任第23集团军总司令。部下多劝他不必出川亲征，但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刘湘带病出征，在前线吐血病发，纸书“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1938年1月，刘湘去世，终年48岁。死前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很长一段时间里，前线川军每天升旗时，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刘湘这一遗嘱。

　　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所著《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载：抗战8年，四川提供近300万兵源充实到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的1/5强！川军在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淞沪战役、南京战役、武汉会战中屡立功勋。

　　何应钦统计，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20%%，即阵亡26.4万人，负伤35.6万人，失踪2.6万人，共计64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