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胜败，有时只和战争有关。

　　这不是“废话”，而是说，就某次战争而言，有时所谓的“文明程度”、“体制优劣”等等并不对基本相当的对手之间的战争结果起决定性的影响。但话说回来，这些非（直接）战争因素，往往体现于劣势防守时的坚韧，体现于双方更长时期的对抗结局。

　　翻开明清战争史册，貌似窝囊的明军却常有血守孤诚之惨烈，更有天地会几百年的抗争，曾经剽悍一时的清兵的结局呢？也许只有小丑般的张勋演出的一场闹剧吧~~一个事实而非讨回面子的说法，野蛮虽然经常“战胜”文明，但野蛮一向被文明“吞噬”。那么多入主中原的部族，大都消失在了华夏大地的历史之中，就连统治中原几百年的满族，现在也很难再找到其“民族特征”了，这就是文明的“真正实力”。

　　但本帖不想涉及太广，否则俺几个月也写不完，诸位几天也看不完，俺这次只说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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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明军制的弊端

　　有明一代，基本国策整体倾向分散化、平均化，军制也是如此。明设“军户制”，专事军垦，兵力分散驻扎，脱胎于隋唐“府兵制”。同时，明还继承了宋代重文轻武的策略，文官挂帅，太监监军。

　　这样做三大优点，一是能养兵而不“扰民”，二是防止地方割据叛乱，三则有调济国家粮食价格/储备的作用。但同时也就产生了三大缺陷，一是兵力分散，动员集结期长，二是预杀了可能的将帅人才，三是上下均缺乏大规模作战的训练和经验。

　　虽然曾经悍勇一时、远驱漠北的明军素质大大下降了，但在基本和平的时期，个别边疆的叛乱并不足以动摇国本，凭一“军区”的实力足以支撑到援军齐集，充足的数量优势足以取胜，曾经的主要威胁——蒙古部族——也早已分散瓦解，甚至成为北方“友帮”，这就不得不让明朝更加放松懈怠了下来。但俺们从中就可以发现，在驻防军战斗素质低下时，援军的驰援速度和数量将成为最终的依靠，而大家知道，这个随着江浙、福建、广东的半割据状态，西北、西南的战乱，越来越指望不上了。

　　2．士兵的战斗素养

　　可以将满清“未正式进入中原前”的明清战争分为三个阶段。

　　战争初期（萨尔浒战役）的明军士兵的战斗素养十分低下，可说是一触即溃。不仅是缺乏马匹之类的问题，更是格斗技术、士气、装备等等的差距。太平日子过惯了，以多取胜惯了，这也算“正常”，毕竟大明朝还输得起。

　　战争中期（宁远、宁锦战役），依托坚城火炮，明军的防守能力就有了很大提高，还能不时防守反击一下，虽有孤城沦陷，也算虽败犹荣，明边防士兵的能力取得了长足进步。

　　战争后期（松锦战役），明军士兵的战斗力已不输清兵，多次主动进攻取胜，实乃败在指挥上，非士兵战之过也。

　　这是一个长期被误解的问题，就仿佛甲午海战惨败的屎盆子总是被扣在海军士兵的军容军纪上，而仔细推算中日水兵的命中率，竟然是中国的“朗当兵”们为高，甚至高出一倍不止~~

　　3．将领的指挥能力

　　将领的指挥能力低下是明军始终存在的严重问题。

　　初期以为个把“奴”们有啥好打？纯当去白山黑水旅游去也，恐怕如何倒卖山货的考虑倒比作战为多~~在不熟悉的复杂地形上玩“分进合击”，考虑的不是胜不胜的问题，而是要“勿使一个漏网”的问题~~结果被“各个击破”。

　　中期各个“据点”被独立，不敢救援，上演了一次次血战演变为血洗的“边城英烈传”。

　　后期有了精兵锐卒，却又“举军冒进”，粮草被断，军心动摇，将领脱逃，全军溃败，终致覆没。

　　当然，这又涉及了朝廷内部的“倾轧制肘”，皇帝的“瞎指挥”，太监的“死催”等等，可说是“体制亡军”的集中体现了。这就是俺的观点，“体制”弊端有时并不会太大的影响到士兵的悍勇，但却会直接造成将领的“无力”。

　　但即使如此，满清仍不敢奢望去占领中原（但多次作千里大跃进，抢了杀了就跑），他们在等待时机。

　　4．内外交困

　　袁崇焕死的前一年，李自成反了。

　　地球冷干期和暖湿期更替，是造成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互相攻伐的主要原因。冷干期时草原面积减小，天灾不断，游牧生产方式本不足维持较多人口，游牧民族就要杀入中原劫掠，而此时中原农作物收成也不佳，灾民起义时有发生，当时政权如不能妥善处理内外关系，则很可能被游牧政权取代，明末即是如此。

　　另一个自然灾害现象是灾害的互因发生，大旱后必有蝗灾，大涝必有瘟疫，如果旱涝频繁交替或持续时间较长，各种灾害就会同时爆发，明末就是如此。明末华北地区还有鼠疫流行，这更是雪上加霜。

　　自然灾害导致了农民暴洞，阶级矛盾对立加剧了暴洞规模，农民暴洞又拖住了各省兵力，因为长期欠饷，士兵纷纷加入农民军队伍。

　　一个蛮奇怪的现象是，农民军经常被“招安”，又紧接着“叛变”，本来可剿灭的“匪患”，越搞越大。按说上一次当也就罢了，怎么一而再的上当呢？如果不是智商过于低下，就是明军将官们“玩寇自重”了，只要战争能控制在他们手里，那当然时间越长越好，这样军饷、权力、兵力等等，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清兵的不时跃进，也让朝廷反复犹豫，忽而和这个和，忽而和那个战，长期处于内外两线作战状态，就有不得不再对其他地区加重赋税，引发了更多的怨气和战乱。

　　同时，由于上述原因和经济发展，朝廷对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渐不能控，海关索性被郑氏集团承包了，粮饷、军队都难以调出。

　　明朝廷唯可依靠华北，但华北不仅被满清破坏严重，而且瘟疫频发，实际上，明军在中后期的前线兵力并不能形成对清兵的数量优势。所以李闯才能胜利大进军，满清又在关外虎视眈眈，明朝廷战不能战，退无可退，覆灭。

　　5．农民军和清兵的较量

　　这里不得不提到吴三桂，与通常看法不同，据考证，吴三桂手中虽有精兵，但总数不过十多万（可见明兵源财源枯竭），面对号称百万的李闯军，并不自信能够战胜，并不存在某些人推测的“吴三桂领兵回朝或可保明朝不亡”的结论。

　　著名的一片石大战，李自成提精锐6万（虽号称百万，但有说法是精锐不过数万，抢掠京城后，相信又跑掉不少），与吴三桂5万精锐作苦战竟日（大家不妨一天不吃不喝不歇试试），双方均筋疲力尽，此时清生力铁骑杀入，李自成大败。

　　清兵此时入关十余万，加上吴三桂军，共二十余万，人数似乎不多，但都是百战精兵，骑兵比例大、素质高，炮兵的技术和数量也居全国之首，战斗力极强。尤其吴叛和满酋的大小头目均具备大军团指挥经验，这是其他明军和农民军不能比拟的。

　　李自成军后又与清兵苦战多次，精锐几乎全失，也得不到当地的民众支援，皆败。起义军内部又发生了分裂，战斗意志急剧下降，只能边打边退往西北。清兵如此占据北京、河北地区。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破罐子破摔”的叛军对于前身军队的作战更为凶残，反正已背上了“汉奸”名声，吴军也只能为满清效死命，把满酋扶上宝座，才能“正”自己的身份~~

　　清对吴三桂类叛军的使用也分两个阶段，先是主要用于剿杀农民军，南明弘光政权覆没后，叛军无心理寄托，叛变行为也板上钉钉后，才又主要用于剿杀明军残部。

　　6．剩下的战斗

　　南京作为明朝的“贮备都城”，这时建立“弘光政权”，兵马号称百万有些夸张，但几十万还是有的，本有可能反攻清军，但几路军队内讧，瓦解部分，逃跑部分，投降部分，最后只剩勉强自保。当清兵进攻时，明军“文官挂帅，号令不一”的老毛病再次发作，城池逐一被攻陷，虽有史可法守城悲壮，但战略失误、内讧、民众信仰崩溃，失败乃是必然。

　　此时，农民起义军和明朝廷残部，还在各地摩擦不断。明残部各拥立若干皇帝，他们之间有攻伐无合作。也就是说，当时汉人并无统一有力的信仰代表来指挥作战，多个“天子”都自称“真龙”，让民众无所适从，而几百年的儒教极端化的思想，又必须得找个“真龙天子”才有“主心骨”，更不要说民众们的反抗难有“组织化”可言了，结果被清军和叛军各个击破。

　　当农民军和朝廷军的残部们终于勉强联合时，明江山已沦陷殆尽，无力与清兵和叛军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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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政权的军力总是貌似那么强大，让个把蛮夷简直做梦都不敢想象能去“入主”，但就像当年洋人评价天平天国一样，“它是那么的强大，没有什么能阻止它，除非它自身陷入混乱”。

　　而常说明亡始于万历，但明军的衰落，从朱元璋诛杀功臣时就已经开始。

　　明实现了帝制极权的宪政，却最终陷入了零散化分裂化，这个变异的原因和过程，就不是本帖所要涉及的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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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历史记述部分主要来自《明清战争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