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通过自身吸引力，而不需要诉诸武力威胁或经济制裁，以实现自身发展的非物质力量。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就已经发现，国际政治性质的变化已经使国家凝聚力、普世性文化、国际制度等无形的力量变得越来越重要①。他认为，软实力主要包括三种力量资源：一是文化；二是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三是外交政策②。近年来，中国在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基础上凭借自身文化影响力、外交魅力，通过“感召”手段，成功地塑造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2006年10月，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智囊机构之一布鲁金斯学会设立了中国政策中心。这是该学会唯一设立的只针对一个国家的研究中心。该学会表示，此举旨在增进美国对人们心目中这个全球最重要新兴大国的理解。此外，法国时任总统希拉克在2006年10月访问北京前夕，多次向媒体表示：“法国未来在世界事务中能扮]多大角色，在相当大程度上，都要取决于法国能够与中国建立特别稳固的关系。”法国是一个荣誉感、优越感十分强烈的国家，但其元首把自己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未来紧密地维系在一起，这是极其罕见的。可见，中国软实力提升为世人瞩目。具体而言，中国的软实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文化外交、多边外交、对外援助政策。
一、中国软实力的核心——文化外交
文化因其特质似水，柔而有力，故潜移默化、沁透人心。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且其发展脉络从未断裂，几千年以来，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吸引着商人、使节、学者和传教士纷纷前来寻求财富、权力、真理和灵感。这种历史造就了一个文化大国，也使中国文化具有深邃之气、厚重之质。因此，中国在开展文化外交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
“文化外交”是国家特质的柔性传播，指充分利用文化资源，通过文化交流与沟通，使国家达到彼此理解与尊重，从而提升国家影响力的外交活动。近年来，中国在三方面积极推进文化外交：加强汉语传播；建立海外文化基地；开展“文化年”等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
语言是文化的基础、民族的象征，人们对语言的接纳程度表明对该语言所属民族的认同程度。在一定意义上，一种语言变成世界的大量增长的需求，本身就表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世界的地位，它的综合国力以及它在世界的形象，更重要的是表明各国对这个国家未来的预测。进入新世纪，中国平稳、快速的发展进一步激发了世界各国对汉语学习的兴趣。参加汉语水平考试（HSK）的人数每年增加40%～50%，这与美国托福考试头十年的增长速度相当。面对全球范围内日渐升温的“中国热”，作为新强势语言的汉语带来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回归。2004年4月15日，中国正式推出了“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希望5年内使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数达到1亿人。根据联合国公布的2005年主要语言实力调查报告，汉语排名世界第二。目前，海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超过3000万，一百多个国家超过2500余所大学在教授中文，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意味着更容易把握“中国机会”。
开展文化外交，必须弘扬具有民族特质的精神理念，而其物质载体就是海外文化基地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必须流动。如果文化资源只限于本国、本民族或是本地区，则不论她多么古老、多么辉煌，其社会价值也是不可能充分体现出来的③。2004年11月21日，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正式成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全球新增100多所孔子学院，覆盖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2010年，全球将建成50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孔子再次“周游”世界。现在，全世界孔子学院正以每4天诞生一所的速度增加。孔子学院的命名寓意深远，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传统是“中国名片”的关键要素。今天，儒家思想的精要之语不仅对世人起到警醒作用，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也充分展现中华民族之大仁、大智、大善的气魄。
除孔子学院外，中国政府还在毛里求斯路易港、贝宁科托努、韩国首尔、埃及开罗、法国巴黎、马耳他瓦莱塔以及德国柏林设立了7个中国文化中心。截至目前，墨西哥、蒙古、印度、泰国、日本、俄罗斯、英国、西班牙、哈萨克斯坦、罗马尼亚、波兰、丹麦、比利时、巴西、新加坡等十多个国家要求与我国互设文化中心。可以说，建立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国事访问的重要议题。
以文化信息和价值观点的流通为核心的文化外交，其手段多种多样。在实践中，中国政府积极开拓文化外交的各种渠道。例如，正在举办的“中俄文化年”，即将在中国举办的“西班牙文化年”。在此之前，仅2006年就相继举办了“奥地利中国年”“中国意大利年”“中印友好年”等等。这些大型对外交流活动，既宣传了中国，也有利于实现文化外交的重要目标，即通过文化及价值观的跨界传播，从而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文化外交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已经被视为中国外交的三大支柱，成为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衡量文化外交的成功与否，可以看它能够赢得多大程度的国际尊重与向往。2004年1月24日是中国的春节，法国的标志性建筑埃菲尔铁塔安装了红色聚光灯，并挂上丝绸灯笼，“中国红”映照整个香榭丽舍大街。设想一下，法国人会以同样的热情庆祝其他国家的节日吗？
目前，到中国体验五千年文明的游客不计其数。2006年赴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人数共计4960万人次，与美国并列成为世界第三大旅游目的地国。世界旅游组织预测，中国到2020年可能超过法国，成为全球最受青睐的旅游首选地。为此，国际舆论高度赞赏中国文化外交所取得的成果，认为今天的中国，不仅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更是一个充满着朝气的少年，我们从中国文化中看到了中国的力量和雄心。
二、中国软实力的舞台——多边外交
“多边外交”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中国参与由三个以上的主权国家或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所组成或参加的固定的或临时的，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国际会议、或为缔结协定、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而进行的多边国际谈判等开展的对外关系；二是中国参与以上多边组织、会议所通过的国际公约、条约、协定、规范、规则等制度（regimes）的活动④。目前，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十分明确，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重要舞台”。上述外交布局特别突出了多边外交的重要意义。迄今，中国已加入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多边条约。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的领导人出席多边外交活动大约也就是6次；然而，2005年一年，中国领导人出席多边外交活动多达13次，一年内出席多边外交活动的次数就相当于从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间的两倍以上⑤。尤其是2006年，中国在多边舞台]绎了三场令人眩目的外交大戏：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6次会议、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有近60位国家元首（约占全世界国家总数的30%）踏上了中华大地。在多边舞台，中国正以和平、正义形象实现“近者悦，远者来”。
首先揭开帷幕的是2006年6月15日在上海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6次会议。这次会议是五年来上海合作组织举办规模最大的一次峰会，也是首次纪念峰会。上海合作组织是迄今为止唯一在我国境内成立、以我国城市命名、总部设在我国境内的多边的、区域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种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核心的“上海精神”正吸引着蒙古、巴基斯坦、伊朗、印度等国家跃跃欲试，甚至连美国也想成为其观察员国。金秋十月，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在广西南宁举行，这是东盟10国首次在中国举行纪念峰会，也是中国首次主办的“10+1”峰会。外界积极评价此次会议，认为“15年来，东盟与中国已从建立对话机制发展到开展多领域的密切合作。未来4年，东盟与中国的最大目标就是建立自由贸易区，把拥有广阔土地和众多人口的11个国家变成东亚地区、乃至世界上最具活力和最具发展潜能的经济共同体之一。”最后，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是，2006年11月4日，近四十位非洲国家元首齐聚北京，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规模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因为由一个大国与一个大洲几十个国家的领导人会聚一堂，在世界外交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一位非洲官员说：“想不到非洲元首的聚会是在中国，即使是非洲联盟开会，参加的首脑也从来没有这么多。”来华的非洲领导人并不只是为了获取经济援助和贸易机会，他们更加着迷于中国的发展模式，想通过广泛接触从而洞悉中国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经济体的奥秘。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奇迹为发展中国家开具了一个成功良方，西方人将其称之为“北京共识”。该共识尊重不同的社会制度，鼓励自主创新，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团结。
除自行举办多边国际会议外，中国也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领导工作。例如，2006年11月，陈冯富珍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这是中国人历来在权威国际组织所担任的最高职位。不久，沙祖康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一职，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上述事例均表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强劲影响力。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将以更饱满的热情和更积极的心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边外交活动改变了国家观念。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全球问题跨越了传统的国家边界，更多地需要在地区甚至国际层面，依靠多边途径才能得以解决。20世纪，中国领导人认为国家利益的空间范围就是中国本身，如果国家行为跨越了国界就是侵略者或霸权主义。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国内，而是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国际组织的规则中，体现在与中国紧密相联的一系列国际事务的处理中，即体现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⑥。作为地处亚洲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国不可能在“桃花源里”独享太平，必须参与全球治理，进行相关“游戏规则”的制定，甚至要在国际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体现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权”，从而使其更多体现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第二，“不逾矩”的多边外交活动会增强国家领导人的心理幸福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发展、稳定得以保障之后，国家对形象、声誉的关注便凸显出来。因为，良好的国家声誉影响国内民众对政权的接纳程度，决定国际社会对政权的尊重程度，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该政权的合法性。当以负责任的身份进行多边交往时，中国可以得到国际社会的正面赞誉，使国家领导人获得“精神酬劳”，并进一步增强对国际形象评判的敏感性。美国学者江忆恩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个人心理幸福感的体验——正面的自我印象、自信、自我期许以及渴望社会赞赏与喜爱——而这种个人幸福感又是通过被他人视作行为‘不逾矩’（即遵循国际规范而行动）的行为者而获得的⑦。也就是说，心理幸福感和参与国际制度程度之间有内在关系：参与国际制度导致更高的心理幸福感，高心理幸福感反过来又导致更高与更深层次的参与。
第三，多边外交活动会改变国家的偏好。由于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多边性质的国际规范被不断“内化”到行为体中，这不仅影响国家的外交行为，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国家的偏好——作“遵纪守法”的“公民”。所以，国家不可能随心所欲地以单边行为获取利益，必须使用合法的、正当的手段，诸如借助国际规范、国家间达成的正式协议或条约、积极有效的外交谈判、建设性对话等，来谋求自身利益⑧。在参与多边外交时，国际组织及其制度会不断强化中国的身份定位——“负责任大国”，也意味着中国只能成为国际社会的“君子”。此身份定位使中国内外部“角色期待”的压力增大，外交政策的选择余地相对缩小。最终决定中国在多边外交舞台只能树立“和平、公正、友好”的国家形象，只能发挥“参与、合作、推进”的建设性作用。
三、中国软实力的基础——对外援助政策
“对外援助”是指一个国家的人民或机构对另一个国家的人民或机构所实施的帮助或计划进行帮助的行为⑨。中国的对外援助实践体现了国际关系中真诚合作的精神，博得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扬。2006年8月21日至23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讲话中指出：“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适当增加对外援助，尤其要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由此，中国政府将对外援助纳入提升国家软实力工作的整体框架。广义上讲，对外援助包括人道主义援助、经济技术援助、维持和平援助。
半个世纪前，每年发生的自然灾害在一百次左右，现在则多达每年五千次以上。海啸、飓风、地震、暴雪等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使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君子莫大于与人为善”，援助危困者既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贯延续，也是中国政府盼望国际社会共同发展和致力创建和谐世界的具体体现。2005年是中国对外援助比较突出的一年，中国政府共向20个国家提供了26笔人道主义援助。在印度洋地震海啸、美国飓风灾害、巴基斯坦大地震等国际重大紧急救援行动中，中国都身先士卒。其中，向印度洋海啸受灾国提供援助，是迄今中国最大规模的对外援助。特别是中国政府还向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提供援助。接受中国救灾物资的美国空军基地，在十分醒目的位置上打出了“欢迎，我们的中国朋友，感谢你们的支援！”的字样。此外，中国政府还向朝鲜、越南提供了防治禽流感紧急援助，向罗马尼亚水灾、伊朗地震、几内亚比绍蝗灾和霍乱、厄瓜多尔登革热、乌拉圭飓风提供了物资或现汇紧急援助，并向尼日尔、布隆迪、莱索托、吉布提、赞比亚、莫桑比克提供了紧急粮食援助。
经济技术援助是最常见的对外援助手段。尽管中国还不富裕，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把援助发展中国家、帮助它们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己任。2006年，中国政府同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援助协议共229笔。在37个国家新承担了51个成套项目，主要有：巴基斯坦中巴友谊中心、蒙古乌兰巴托体育馆、汤加首都中学、塞内加尔国家剧院、埃及投资服务大楼、几内亚比绍政府办公大楼、非洲联盟会议中心等。新开工项目23个，主要有：柬埔寨政府办公楼、塔吉克斯坦沙尔—沙尔隧道、也门外交部办公楼、布隆迪高等师范学校、马达加斯加国际会议中心、萨摩亚阿皮亚公园体育设施维修扩建等。竣工项目18个，主要有：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一期、加纳公路改扩建、佛得角水坝、科特迪瓦议员之家、圭亚那国际会议中心等。多年“润物细无声”的援助，让世界人民切实感受到中国的对外援助是真诚的、值得信赖的。
就维持和平援助而言，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自1990年以来已参加16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共派出维和人员6000多人次。目前，中国为维和行动第12大出兵国，在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名列第一。非洲是世界发生武装冲突最多的地区。为维护和平，中国将维和视野更多的聚焦在非洲⑩。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实现中东和平的重要力量。2006年9月18日，中国决定把向黎巴嫩派遣的维和人员增至1000人，这是中国第一次派遣如此大规模部队参与维和行动。除上述地区外，中国维和人员已经遍及亚洲、欧洲和美洲。可见，中国维和人员正以“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姿态走向五湖四海。
中国的人均GDP不到2000美元，而且是一个面临一系列大规模发展难题的发展中国家。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广开援助之门呢？首先，扶危济困、雪中送炭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乐善好施、与人为善也是中国人民的自觉意识。尤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必须对全球事务承担相应责任与义务。第二，对外援助能够增强国家硬实力。人道主义援助有助于增进中国与受援国之间的了解与信任，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经济技术援助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维持和平援助有利于锻炼和检验中国军人素质、装备质量，进一步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第三，对外援助特别有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软实力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要通过善举和美德争取民心。中国的对外援助已经赢得了良好的口碑。2004年12月，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全球22个国家对2.3万多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得到了世界的尊重。总体而言，近一半（48%）人认为“中国国际影响力”具有积极意义，比对美国的支持率高10%。全世界年轻人（18～29岁）当中对中国怀有好感的人所占比例则更高达58%。东南亚，对中国持积极态度的人在菲律宾占70%，在印度尼西亚占68%。2003年底在泰国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3/4以上的调查对象认为中国是泰国的最亲密朋友，而选择美国的人只占9%。
当然，在对外援助的同时，中国仍需坚持“韬光养晦”政策。事实上，中国的财力还不足以充当有求必应的“财神爷”。对外援助可能得到受援国的欢迎和颂扬，但也增加了自身压力，甚至引起部分发展中国家对我不切实际期望的增加或国内弱势群体的不理解、不支持。因此，如何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内外兼顾，必须有所考虑和安排。此外，中国政府也应避免“中国威胁论”的无限扩张。约瑟夫·奈曾指出，“与中国的军事力量相比，体现文化和形象凝聚力的软实力更值得警惕。”他于2005年12月9日在《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软实力的崛起》的文章。文章强调，中国软实力的崛起威胁美国利益，并呼吁美国采取措施遏制中国软实力的发展。可见，软实力威胁成为继政体威胁、能源威胁、军事威胁之后，“中国威胁论”的又一新版本。“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软实力提升的同时，中国政府要避免锋芒太露，要避免成为众矢之的。总之，面对自身成就、外界评价，中国必须头脑冷静，不可“图虚名而招实祸”，最好以不事张扬的内敛之力实现和平发展的伟大目标。
注释：
①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Issue 80, fall, 1990, pp.153-171.
②Joseph S. Nye, Jr.,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5, No. 2, 1990, pp.177-192.
③王志章：《对外文化传播学引论》第197页，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④张清敏：“冷战后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的特点分析”，载《国际论坛》2006年第2期。
⑤吴建民：“多边外交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平台——重新认识多边外交”，载《外交评论》2006年第4期。
⑥韩 源：“中国国际战略构建的全球化视野”，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6期。
⑦江忆恩：《中国和国际制度：来自中国之外的视角》，《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王逸舟主编）第352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版。
⑧丁志刚：“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的认证与维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8期。
⑨John White, the Politics of Foreign Aid, London: Bodley Head, 1974, p.7.
⑩中国全部参与的16项维和行动主要集中在非洲大陆，共9项。其次是亚洲3项，中东2项，欧洲、美洲各1项。
赵 磊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