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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精神分析

孟近仁/文


（一）太监乐园里的精神分裂

在天津呆过近一年的时间，如果让过选出一些代表天津特色的食品，我会说“麻花儿”，而不提“狗不理”。“麻花儿”可以看作是天津的一种精神图腾——它是一种油炸的被扭曲了的分裂的条状食品，这种形象正是天津群体心理氛围的写真，因此这种食品独在天津绵延不息。

任何人都不敢否认，天津是中国比较有地方特色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在清国俯身于封建势力的“天子脚下”，在民国充当了帝国主义的租界地，在1978年以后天津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整体上的保守态势。从精神分析学上来说，这种发展历程对天津精神的形成来说，无疑是一种挫伤，而现在这种挫伤则变成了一种“心理固结”。要分析这种心理挫伤，恐怕得要从天津最出名的嘴（俗称“卫嘴子”）开始。

天津无论年长者、年幼者，都具有一张特别厉害的嘴，这张嘴不只会说相声，还是日常交往的精神利器。天津的“嘴”总是非常严厉的，多让人听着不是很舒服，也就是说，这是一张“刁嘴”。他既代表着语言暴力，又代表着自欺欺人的优越感，这种两种功能对他人进行无尽地轰炸。哪怕是稍微一点儿小摩擦，一张火爆而持久的“流氓语全编”就要上演，然而矛盾双方只是对骂，很少有大打出手的。从代表优越感来看，这种“嘴”还可以用来吹牛，用来套近乎，尽管技巧是那么拙劣，以致于显得很造作，但是这种“嘴”还是会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天津，性情火爆的年轻人也隐藏着很多“骂架高手”，在天津街头小贩也用“嘴”表达着自己虚幻的优越感，动辄对顾客严加“训导”——初来者遇到这种情况肯定很不高兴，指责服务人员态度恶劣，但是时候久了，你会发现他们的恶劣有时竟是一种“好意”，真的。这就是说，嘴的快感是天津是无比重要的，有时竟然达到了非理性的狂热程度。

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天津的“嘴”具有一种攻击本能，一种维护自尊的本能。天津的阴郁性格正是由此形成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看这个问题：嘴的功能的异化是生殖器“力比多”向上转移造成的结果。嘴的发达与“性魅力”的下降是同时发生的。精神的麻花儿式扭曲，可以看作一种精神性象征阉割，从此一种太监化的阴郁精神开始弥散开来，力比多的快感、攻击本能、维护自我的本能都转移到了锱铢必较、凶狠恶毒的嘴上（这种嘴与经典影视中的太监精神非常相像，太监不是一种“女人嘴”，但它的狠毒、它的转变是任何“女人嘴”都无法比拟的），试图以嘴的暴力和嘴的优越掩盖精神的太监化、男女“性魅力”的中性化。可以说，对嘴的快感的极大张扬正是精神性的象征阉割的结果——正如太监一旦被阉割就会性情大变一样。

精神性阉割对城市性格的扭曲是不容忽视的，虽然全国各地城市的男人（尤其是男人到了中年）都不同程度地丧失了男人气概，变成一种性格扭曲、精神阴郁、欲望变态的阴性男子，但是这种性的倒转在天津同样是很明显的，男子呈现出一种高度阴性化的倾向。有一次，我在宿舍看到门前两个男人骂架骂了整整一上午，但最终没有打起来。而且天津的超市现在还通用“分币”，街头食品也经常呈现出“两块三毛”、“一块九毛”，你天天都能收获一批硬币，其实物件做大、做小一点儿，这种麻烦就避免了，但是他们乐于这样。在天津生活有很多鄙陋的烦琐规矩，其实只要稍微变通一下，就会人性化很多、方便很多，可是他们乐于烦琐。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儿，天津人嘴的厉害和精神的矮化掩盖不了天津不少古道热肠的好心人，天津是个不但只是冷酷、烦琐，同时它还有热心、大度的一面，表现着北方文化的古朴。

我相信，这些生活的细节暴露了天津的精神密码——力比多从生殖器的整体流散必定造成某种“精神分裂”。这种分裂就体现在热心肠和冷酷之间，体现在“从容大度好说话”和“锱铢必较骂狠话”之间。在这种精神分裂之间，你会体验到冰火两重天的感受。“麻花儿”这种地方食品就是一种分裂而扭曲的形象，而且这种食品外面一个颜色、里面一个颜色，恰如其分地表征了力比多由内到外的转移。

综上所述，其实一个地方的精神氛围与当地的历史遭遇密不可分。如果没有殖民地，没有满清式封建主义的压制，如果没有1978年以后的天津经济文化的全面保守，我相信天津的精神就不会出现如此明显的精神分裂。

（二）太监乐园里的歇斯底里

我认识两个知识分子，他们是当地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也是文人。他们是天津的外来人口，但他们的事业在这里。他们两个人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偏执狂。其中一个X教授，他为人极度刻板，任何事都按规矩来，严格得如同一台机器。其中一个Z教授，他颇像唐伯虎，即使开高规格的学术会议，他也是摇头晃脑，非常不严肃，但是他对事业却如同X教授一样，对学问极其严谨，一丝不苟。我认为我深刻地理解了他们，我知道他们是在用某种自发的“疯癫”来维持知识分子的尊严。在这个琐碎、阴郁的地方，他们想固守斯文必然要付出某种代价。如果他们与普通的小市民一样适应太监乐园，那他们就无法获得自己的尊严感。

所以他们刻意给自己带上一副面具，一个用玩世不恭的姿态来维持自我的幻觉，一个则用刻板的面具掩盖自己的无力。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让这种人大抵具有一种“良知的傲慢”。他们不“中道而与之”，不认同太监乐园的秩序，然后他们的无力只能让他们表现出一种“狂者、狷者”的“刻板”和“轻狂”。他们的行为的是疯癫的，偏激的，只因为他们坚持精神的不被阉割。歇斯底里、疯癫和偏执就是他们抵御象征性精神阉割的盾牌。我深刻地理解他们的痛苦。当然这种痛苦也不独天津如此，我相信中国很多地方的文人都有类似的痛苦，只是在别的地方我没有见过如此成规模、如此明显的例证而已。

当然除了知识分子外，我也看见过很多歇斯底里的市民，尽管他们流露出这种情绪并非完全自觉，正如范伟在电影《耳朵大有福》结尾时的表现一样，他们的歇斯底里是一种境遇性的、随机性的流露。他们或是遭遇了不幸，或是稍遇挫折，这种歇斯底里的超越快感就会流露，在这时，他们的力比多正在向生殖器回流，他们正在找回丢失掉的精神性的性器官。

我们发现歇斯底里在这里就变成了一种反抗，一种对太监化精神牢笼的大力冲破！我希望这种力量更大规模的涌现，早日肃清严酷的历史对天津精神的扭曲和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