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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楼   2010-06-29 00:36:10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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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楼   2010-07-01 13:08:46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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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的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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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楼   2010-07-01 22:19:17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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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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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楼   2010-07-02 19:26:50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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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的 连载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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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楼   2010-07-02 22:57:31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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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52楼 awetman 的发言:
楼主颇有才,作一家之言,不错. 
但你的认识有失偏颇,就一个辩论家,先找好了立场,然后就去在这个立场上拼凑材料,把不支持的统统砍掉,这就是你写的帖子的特点.见笑了

不过个卖文的文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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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楼   2010-07-04 15:12:09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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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杂谈之五十五

草民之死

惊闻江西防洪总办公室副主任平其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谈灾情,反而先强调唱凯堤历史上有多少次的决口,接着再介绍有哪些中央、省级的大小领导,对这次抗洪作出的“重要指示”,此举惹恼广大草民,据说已被人肉,现已“惊恐不安,坐卧不宁”。

其实,平副主的这番表演,只是一个本色演员面对镜头的本能反应,就好比狗看到肉就流哈喇子,狼见到羊就呲牙,官员见到话筒就打官腔一个道理,习惯成自然嘛。

不信,大家回顾一下,无论发生什么灾难,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无论是楼塌还是矿漏,无论是屠童还是杀幼,首先跃入读者眼帘的必定是某某领导第一时间亲临现场、某某领导高度重视、某某领导做出重要指示‘我们一定要如何如何’,说到煽情之处,往往‘某某领导握着百姓的手’,‘百姓感激涕零、热泪盈眶’。至于灾情如何,百姓伤亡多少,提它作甚,一介草民。

大家不要低估平副主的智商,这是一个深谙中国国情,深谙官场之道的个中高人,估计他那个“副”字很快就会去掉了。试想一下,在如此重要场合,平副主“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以“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大帮”的献媚精神,为大大小小的官员(小也比他大)邀功卖好,其精神,何其“惊天地,泣鬼神”也。

有人因为平副主介绍点灾情而对其大加鞭挞,我称之谬也。老百姓,大号叫人民,小民叫主人,本质是草民,有什么可以介绍的,死了就死了,死了还可以生,能死在抗洪第一线,为伟大抗洪精神作出贡献,应该高兴才是,诗人王兆山不是说了嘛:“纵做鬼,亦欢呼!”

过去有个官职叫“州牧”,刘备、曹操都做过,就是“代天牧民”,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替万岁爷来放养你们这些牲畜的。理虽是这个理,但说出来不好听,容易激化矛盾,后来就改了,以“主人、仆人”来称呼。不过这是说说玩的,当不得真。

中国传统官方主流哲学,表现形式多样,但本质如一,就是用各种方式来教导小民要安心做好奴隶的位置,不要起异心。有的直接些如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的委婉些如宣扬“牺牲我一个,幸福X亿人”,给你立牌坊;威胁者如佛道宣扬造反者下“十八层地狱”,劝导者则说皇帝是“星宿下凡,天命神授,英明神武”;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稍微有些民本思想的孟子,还被朱元璋从殿堂中撵了出去。

可人首先是生物,不是钢铁机器,要吃饭穿衣,娶妻生子,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能满足的话,难免会有异心生出来。翻开史书,草民造反、闹事的不绝如缕,所以王阳明哀叹说“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这个“心中贼”,无非就是不甘心做牛马,不甘心做奴隶,不甘心“被代表”而已。

其实世上本无贼,只是有了圣人,才有了贼,老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可见,无论是除“山中贼”还是“心中贼”,首先要除去“圣人”。世上本没有圣人,大家都是一般样,都得要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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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楼   2010-07-06 13:01:36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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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斑竹的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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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楼   2010-07-20 15:32:50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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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杂谈之五十六

谎言被戳破之后

1856年9月初,正当清军和太平军的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天京城外秦淮河通往长江的出口处,突然发生了一幕非常奇怪的现象,原本碧绿碧绿的江水,先是被染成了血红色,紧接着有很多被捆绑的黄衣黄褂的尸体顺河漂出,数不胜数,令人震惊。清军随后断定,太平天国一定是发生了内讧,兄弟反目,手足相残。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天京事变”。

就连最正统的马列主义史学家,面对血淋淋的事实,也不得不承认,“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如果再深究一步,为什么“天京事变”是转折点呢,这些人就往往顾左右而言他了。

有人说,“天京事变”中,韦昌辉杀了杨秀清部下两万余人,后来石达开又带走了大半,偌大的天京城内空空荡荡,而这些人,都是金田起义的骨干力量,太平军的精锐。骨干力量没了,自然要由盛而衰了。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毕竟干革命没有人不行,但这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历史上几起几落、最终取得成功的大有人在。成吉思汗被王汗、桑昆所败,只剩下四千多人;李自成潼关一战,只有10骑突出重围,但二者最终都成就了一番事业。而当时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人心,关键是人心。君臣内讧,兄弟相残,太平天国赖以维系的拜上帝教宗教权威体系,终于被天京事变的血腥屠杀撕下了面纱。拜上帝教破产了,这个信念的破产比军事的破产更可怕。当时就有民谣流唱说“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当长工”;百姓们私底下说得更通俗:“天父杀东王,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拜上帝教本来是洪秀全这个落第秀才自编自导的闹剧、瞎话。洪几次科举不第,期间接触到一些基督教徒,对基督教义有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了解。最后一次落第后大病一场,高烧40多度,烧的迷迷糊糊,恍惚间遇到了上帝,上帝还把自己叫儿子,病好后就对人宣扬自己是上帝的二儿子,耶稣是大儿子。这个模式和民间跳大神基本一样,不少大仙都是在大病一场后就有了“神力”,开始通灵了。就这一通瞎话还真把人唬的一愣一愣的,可见那时国人的素质有多低(其实别说那时,就是现在,烧香磕头、请神求佛的有多少,此是题外话,不赘述)。后来洪、冯出事,拜上帝会无人主事,人心动摇,杨秀清、萧朝贵挺身而出,先后当上了“天父”和“天兄”,稳定了局势。其实这杨、萧才是明白人,他们心里对洪秀全那套瞎话根本就不信,你洪秀全可以当上帝的二儿子,那我们就比你还厉害,我们就当上帝,就当耶稣,当你的爹、你的哥。杨秀清大字不识一个,但很有组织、领导才能,草莽英雄,流民无产者的典型。这类人野心极大,能力极大,破坏力也极大,平时蛰伏于世,如逢乱世,往往会干出一番事业来,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不少,如朱温、刘邦、张献忠之流。

本来太平天国信众都已经接受了天父、天兄的说法,突然间天父要杀天兄,天兄最终杀了天父,这种做法无论如何解释也难以服众。大家自然而然会问,原来所说的、所宣扬的都是真的吗?你们这些家伙真的是天父、天兄下凡吗?真的那么英明神武、伟大光荣吗?天父、天兄是骗人的,别的说辞是不是也在骗人?

谎言一旦被戳穿,就会引起连锁反应,疑问的空气就会在人群中弥漫,最终形成排山倒海般的力量,这个过程是任何人都难以抗拒的。就好比大堤出了一个漏洞,慢慢就会扩大,最终导致溃坝,洪水滔滔,一泄而出,直下千里。当然这需要时间。因为谎言的制造者是绝不会甘心的,他们会用另一个谎言,更大的谎言来为前一个谎言掩饰,直到最后再也无法掩饰,真相大白于天下。这就是太平天国的谎言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根由,也是目前中国谎言泛滥的根由。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9.13事件。普通老百姓谁能想象得到,成天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竟然要谋害伟大领袖。任你开动一切宣传工具,把他骂成一下生就是个坏蛋,头上长疮脚底下流脓——坏透了,人们还是忍不住要问,这样一个坏蛋,怎么成了副统帅,接班人?不是说伟大领袖很英明伟大吗,怎么连自己身边的坏蛋都看不出来?可以说,许多人对文革从迷信、狂热、盲从到迷茫、反思、决裂,就是从9.13事件开始的。

作家权延赤写道:“毛泽东的一位卫士长曾对笔者说:老帅里敢顶主席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彭德怀,一个就是林彪。”他总是正襟危坐于毛泽东面前,力陈己见,有不同看法敢讲出来也敢坚持。特别是在战争年代,谈正事没见他笑过。可是毛主席不在场时,他又全力维护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意见。可以说是‘当面敢顶撞,背后喊万岁;私下敢说不,公众场合又全力维护’。可在我们的文章里面,林彪却成了“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就是用另一个谎言,更大的谎言去掩饰前一个谎言的活生生的例子。

国际友人的回忆录记载说,9.13之后几个月再见到毛,仿佛一下子老了好几岁。这是一把刀子,诛心啊。

回想1989年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在十万人大会上情绪激动地说“要坚决打退外国的干涉和蒂米索拉流氓集团的动乱”,可这一回他的谎言不管用了,广场某个角落的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就好像有魔力一般摧枯拉朽,一下子就把这个专制、集权,政治局会议如同家庭聚会的家族政府打垮了。我清楚记得这样一个细节:罗马尼亚二号人物、齐奥塞斯库的妻子对行刑的士兵说:“孩子们,我是你们的母亲。”士兵愤恨地说:“不,你不是我们的母亲,你是杀害我们母亲的凶手!”可耻又可悲,事到临头还要用谎言来欺骗他人。

谎言把齐奥塞斯库送上权力的顶峰,又把他送进地狱。

苏联8.19事变也是如此,为了保住官僚利益集团的特权,苏共顽固派发动政变,谎称戈尔巴乔夫病重,国家权力移交给救国委员会。可叶利钦在坦克上振臂一呼,响者云集,苏联这个庞大的红色帝国瞬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用谎言建立、维系的权力,外表看起来强大无比,其实非常虚弱,虚弱到有时一句话就能把它击倒,只要人们开始知道事实真相。

让我们从揭破谎言开始吧。



















   本贴于 2010-07-21 14:59:00 被【 逆行斋主】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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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楼   2010-08-04 19:22:56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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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75楼 逆行斋主 的发言:
读史杂谈之二十五 
闲话折腾之二:为什么中国人好折腾 
 
 中国有着很悠久的折腾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留给后人的一份沉重的文化遗产。中国历史上外儒内法,表面上的王道,实质上是霸道。法家是讲究法术势,喜欢搞诡计。折腾是必然的。中国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折腾史。 
 
 第一,我们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民族劣根性所致 
 
 现代的折腾是历史上折腾的延续,而长期不息的折腾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中的劣根性有一定的关系。中华民族的

那個年代是在倡導無神倫,同時也是在鼓吹另一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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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楼   2010-08-30 23:06:18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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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杂谈之五十七

难道还要来第二次越战

美韩演习2010年7月30日刚刚结束,美国宣布将和越南这对曾经的敌人将于近期举行为期一周的联合海军演习。有媒体报道称,该次美越联合演习将出动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演习地点将在南海,演习为期一个礼拜,是美越两国建立外交联系15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

不消说,此举立刻激怒了那些所谓的爱国者,一时间,“消灭越南”、“打倒越寇”的口号甚嚣尘上,看架势,好像第二次对越战争马上就要来临了。

且慢,愤青们,你们知道80年代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怎么一回事吗?你们了解当时的中、苏、美、越、柬五国之间的关系吗?

1979年2月17日中国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当时的理由是越南出兵侵占我国领土,多次打死打伤我边防军民,在多次警告无效的前提下,忍无可忍,中国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一举攻克谅山。当时著名的两山(老山、者阴山)英模报告团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笔者就亲自聆听过,当时也是激动得热泪盈眶。那年的春节晚会,还选了一个老山战斗模范徐良在晚会亮相,谁知这个徐良不争气,后来利用英模的招牌到处奸污女青年,被以流氓罪判刑,也算是历史老人和国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吧。

其实,当时中国对越开战,主要目的是为了拯救柬埔寨,类似历史上的“围魏救赵”。

1970年3月18日,朗诺集团趁西哈努克亲王到中国访问时,推翻其政权。西哈努克其后流亡北京,当时赤柬(红色高棉)与朗诺政府为敌,西哈努克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扶持红色高棉(赤柬)去夺取朗诺政权。1975年4月17日,赤柬攻占金边,推翻了朗諾政府,并建立了“柬埔寨民主共和國”(红色高棉),其领导人波尔布特。

红色高棉政权从此在柬埔寨开始了近四年的血腥统治,柬埔寨人民坠入了人类最为黑暗的悲惨世界,在赤柬近四年的管治下,大量人因饥饿、疾病、过度工作而死亡;也有大量人因为政治原因、或因犯各种小错而被刑决。据不同的统计,红高棉统治期间死亡的柬埔寨人估计在一百二十万至三百万,占柬埔寨当时人口的约四分之一,其中还包括21.5万柬埔寨华裔,并几乎杀光了1万余名在柬埔寨的越南裔。这段历史现在有很多史料,读者感兴趣可以自己去查找。

1978年5月,红高棉大清洗激发了反波尔布特的叛乱,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领导者是红色高棉曾任师长、省委书记的高层领导人韩桑林(现任柬埔寨人民党名誉主席、柬埔寨国会主席)。1978年12月25日,在韩桑林的带领下,10万经历越战洗礼的越南“志愿军”发动势如破竹的进攻。虽然不少柬埔寨人对越南军队的到来感到恐惧,但越南军队仍在不少投诚的红色高棉人士和受赤柬残酷统治的柬埔寨百姓引领下,仅用两周时间,于1979年1月7日,越南人攻占金边,推翻了红色高棉的恐怖统治。中国政府随后于2月17日,中国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对于越南入侵柬埔寨一事,按一般人的看法,肯定是外敌入侵,可柬埔寨人不这样看。2009年1月7日,数以万计的柬埔寨人于聚集在金边的国家奥林匹克运动场内,热烈庆祝柬埔寨脱离红高棉统治30周年的纪念日。柬埔寨参议员主席谢辛在致词时表示,这个纪念日的意义重大,它标志着“柬埔寨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已告一段落。谢辛特别感谢邻国越南“拯救了柬埔寨”,高度评价越南志愿军为消灭红棉政权屠杀人民的暴行而作出了重大牺牲,并及时阻止了人民遭进一步屠杀的厄运(柬埔寨《星洲日报》2009年1月8日)。

在2006年1月25日,中国《参考消息》报在第3版刊发了消息,标题是《审判红色高棉程序即将启动》,根据联合国与柬埔寨政府达成的协议,一个特别权力机构正在为成立审判法庭作准备。“现在终于有望看到,对在1975年至1979年期间导致数百万柬埔寨人死亡的人,采取一定的司法措施”。这些人将面临战争罪、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起诉和审判,以告慰被他们残害致死的数百万柬埔寨无辜民众。当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以血腥和残暴在书写人类的野蛮史时,历史必将对这些残暴和毫无人行的人类垃圾进行清算,把他们牢牢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不可否认,当年越南入侵柬埔寨,肯定有多种理由,但不能否定的一个理由,是为了给几乎被杀光了的1万余名在柬埔寨的越南裔报仇。与此相对照,有这样一个细节,当年自称是“毛.泽.东学生”的波尔布特拜会伟大领袖时说,柬埔寨革命,可能会涉及到在柬华侨。伟大领袖大手一挥,以气吞山河的气概说,这是你们柬埔寨的内政。

虽然中国官方现在尽量回避和不提起那场战争,但面对历史,我们必须要有勇气正视,客观公正去看待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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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楼   2010-09-17 11:50:16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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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楼   2010-09-17 13:39:27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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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杂谈之五十八

“九一八”与中日爱国主义

9.18又到了。今年的9.18与往年似乎有些不同,围绕着中国黄海、南海,中国同美国及周边国家发生了一系列冲突,中国的外部环境似乎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近日,围绕着钓鱼岛,中日间又爆发了近年来少见的严重对立,双方国内的爱国情绪高涨,双方都在打民意牌。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在当下这个关头,回望回望当年9.18事变的前前后后,也许会有助于人们廓清思路。

现在应该很清楚了,当年9.18事变前夕,中日两国都有一股力量在阻止事变的发生,并在事变发生后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当然事态的主动权掌握在日方,中方只能是被动应付。

当时中国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其决策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使中华民族陷入亡种灭国的绝境。蒋介石一直就未准备在那个时候与日本开战。这样说并不是像过去宣传的那样是在批判蒋介石卖国,而是肯定蒋介石的良苦用心。曾在日本留学并熟知日本军力的蒋介石认为,中国国力不能与日本相比,战胜日军几乎不可能,应优先解决中国的内部问题,使中国能尽快走向自强的道路,战争能推迟一天就尽量推迟一天,能推迟一天就能使中国强大一点,战争的把握就多一点。当时中国很多军阀和政治家口头上大喊抗日救国,实际并不肯贡献实力。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旨在首先消除私家军,建立真正的国家军队,以进行有效的抵抗外侮。后来的抗战结果证明这种理论也并非没有道理,也证明蒋介石采取的对日策略大体是正确的。

9.18事变,过去一直认为是蒋介石下达的不抵抗命令,让张学良的东北军不发一枪一炮就放弃东北,使东北三省沦陷。现在史学界一般认为是张学良自己决定的。当时东北有14万驻军,但在战斗力上缺乏近代战争中最重要的制空能力。张学良得知日军发起事变后,经和军事顾问商讨,向在奉天的军队下令避免和日军冲突的命令。他忧虑东北军会输给日军,自己将丧失根据地,因此希望避免事态扩大。张学良1991年重获自由后,也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当年的“不抵抗”决策完全由其决定。他1990年接受日本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时认为“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

其实不管是蒋介石下的命令还是张学良下的,本质说来都是一样,蒋介石自己就没有抵抗的打算。当时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也不希望看到东北事态进一步扩大。面对日本的咄咄逼人,国民政府陷入是“战”还是“和”的苦恼,蒋介石最终采取“忍辱负重”的对日退让政策。中华民国21日正式向国际联盟提出起诉,控告日本的野蛮侵略行为,称中国对日本的暴行采取克制和忍耐,希望国际社会给予公正裁决。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许多人视蒋介石为不抵抗分子,严重一点就是卖国贼,使其在民意中失分不少。

那么,有没有可能推迟或者阻止中日之间全面战争的爆发呢?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对华策略一直是矛盾重重,其中,内阁与军部、陆军与海军、南下派与北上派之间,如何制定对华策略一直是有不同意见的,甚至发展到兵戎相见。具体到9.18事变,就是日本关东军几个中下层军官石原、板垣等背着内阁擅自发动的。当时的日本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都支持立刻撤军,奉天日本领事馆的森岛和驻沈阳日本总领事曾找关东军高层交涉,都被军官拔出军刀威胁。

在中国向国际联盟提出起诉后,时任国联常任理事国的日本温和派代表人物币原外相亲自前往国联解决满洲问题,对关东军的行为进行辩解的同时,同意立即撤军。国联理事会30日达成中日都能接受的决议案。日本政府表态称,日本没有对满洲的领土野心,日军行动旨在保护国民生命财产安全,将立即开始撤退。中方则承诺在日军撤退后保护日本平民安全,并采取措施防止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但关东军却不理会日本政府的命令,要在东北建立独立于中国政府的“独立国家”,国防外交等均由日本掌管。关东军参谋长三宅、石原、板桓及土肥原大佐22日举行秘密会议,确立在满洲建立以满族人为国家元首的“独立国家”方针,而领导人的最合适人选则是清朝废帝溥仪。会后土肥原立即前往天津找溥仪密谈。币原外相则指示天津的日本总领事向溥仪发出密电,告诉他在满洲建国是政治阴谋,请他自重。但复辟心切的溥仪还是投入关东军的怀抱。

关东军不但不执行日本政府和国联达成的撤军协议,反而在11月又向东北军发动大规模攻势。因关东军只有1个师团约1.4万兵力,无力攻占东北全境,向政府请求派遣日本驻朝鲜军团增援。当时的若榇首相和陆军大臣协商后,决定采取不扩大事态方针,并向驻朝鲜军司令林铣一郎下令按兵待命。但林铣却独断地派出2个师团约3万人增援关东军。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组织捐款、义演等活动,酬慰满洲前线的“爱国将士”。日本社会舆论界也倒向关东军一方,称赞其“爱国行为”,指责政府的“软弱”政策。因无法解决东三省危机,若榇内阁12月11日倒台,犬养毅内阁成立。曾对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等人进行过多方关照,和国民政府很多上层人物都有较好私人关系的犬养毅,打算通过和平的手段解决危机,12月20日秘密派特使前往南京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且不承认次年3月1日成立的“满洲国”。但这却激怒了军队内的激进派,狂热军人5月15日明火执仗地闯入首相官邸将犬养杀害。尽管当时日本有相当的言论自由,但“宁要廉洁军人,不要腐败政治家”的社会舆论基本站在狂热军人一方,令政府无法追究林铣的违令行为。社会舆论甚至同情杀害犬养的凶手,认为“爱国无罪”,发起全国签名为凶手开脱减刑,甚至有少女写信要嫁给杀人凶手。这些在日本电影《啊!海军》中都有反映。民意如此,日本政府也就难以控制军方,以后的历届文职内阁都对军人战战兢兢,使日本的军国主义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步步把日本拉向战争深渊,给中国乃至亚洲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同时,在中国,“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的学生运动日益高涨,纷纷到南京请愿,要求对日宣战,不撤兵则不交涉。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被殴,外交部遭砸,上海市长张群挂冠以去。美国南伊利诺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天威针对此说:“凡此种种,无不为侵略者添翼。”他指出,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本庄就藉机说:“头可断,兵不可撤。”1927年以后蔡元培先后参与“清党”、提议取消青年运动等等行为,未尝不与此无关。

晚年旅居美国的李宗仁,在检讨八年抗战中中日双方的优劣成败时有一段话,也许有助于人们理解这段波澜起伏的历史:

“……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芦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既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在抗战中担任第五战区司令官,指挥过台儿庄战役,为著名抗日将领,他对于日本侵华战略的分析,应是全面和老到的,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他说得再明了不过:日本既然要侵略中国,就应倾全国之力,一举摧毁中国的抵抗力,而不是几个师团几个师团地逐次增兵,一点一点地陷入泥淖。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只有屈服一条路可走。也就是说,日本战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它自己身上,是它缺乏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及气魄雄伟的大战略家。否则,中国实难取胜。

中国人有一种思维定势,面对异族入侵,只讲战,不讲和;只许战,不许和,主战者是民族英雄,主和者是民族败类、卖国贼、汉奸,这样的美丑对比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其实,战与和都应该是根据不同形势而采取的不同策略,当各方面力量对比严重不利我方的时候,适度求和保存力量以求将来,未必不是一种更高明的策略,总比全部都拼光了好。虽然前者要遗臭万年,后者可以流芳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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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换了版首,还是一帮暴徒狂徒的天下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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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楼   2010-09-18 12:59:54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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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烛弹史,狂暴之徒的乐园,粗言秽语,粪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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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楼   2010-09-23 03:20:33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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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杂谈之五十九
冷酷与嗜血的格瓦拉





虽然红色思潮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衰落乃至死寂了,但这个画像仍然频频出现在世界各个肤色的青年身上,因为这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成为标新立异,反叛、真诚、浪漫乃至豪放不羁的文化符号,这个画像人物就是切?格瓦拉。

二十世纪的红色革命家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通性,就是活在自己给自己编织的理想、梦想,其实是空想中,他们自以为为匍匐在脚下的芸芸众生寻找到了一条通往天堂的坦途,但最终结果毫无例外都是人间地狱,中国是如此,苏联是如此,柬埔寨是如此,格瓦拉也是如此。但格瓦拉与斯大林、波尔布特等臭名昭著的红色革命家不同,原因就在于他为了全世界的革命事业而毅然放弃舒适的家境。当他在古巴大权在握时,他又为了自己的理想放弃了高官厚禄,重返革命战场,并战斗直至牺牲。他的精神很伟大,为了自己的信念去反抗、斗争,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终生都在追求。

但如果我们深入挖掘下去,还是能够找到他们的共同之处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类人。

1959年11月,格瓦拉被任命为古巴国家银行行长。这个昔日的医生,富于浪漫气息的革命者在一瞬间成为了国家核心管理层中的一员。他还先后当上了工业部长、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等,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的掌舵人。

在一个革命者看来,所有的经济事务都能通过革命激情来弥补。格瓦拉治理经济的理念就是一种完全超脱物质层面,讲求精英效应的方式,作为国家银行行长,主张废除货币,建立“不用钱的文明”,反对“物质动力”,主张消灭个人主义,要求用劳动竞赛来驱动工作。

在格瓦拉成为工业部长以后,他更是将自己的革命经济理念发挥到极致。格瓦拉从不讨论如何进行“物质刺激”,只是一味强调“精神鼓励”的重要。他说:“社会应该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在经历过社会的“直接教育”以后,人就完全摆脱自身的“异化”得到“全面发展”从而达到“共产主义”的境界。

格瓦拉还曾动员古巴人参加义务劳动。修建学校,码头搬货,去农场种地,工厂做工。记者的胶片一次次地记录下格瓦拉在田间劳动的场景,并被当作一种革命宣传而四处散发。但好景不长,随着人们热情的退却,劳动不再义务。到1964年,格瓦拉所宣传的这种义务劳动已然名存实亡。

他固然可以身先士卒,但可惜不能要求别人也同他有一样的觉悟。人民归根到底,所要求的还是吃饭穿衣。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些红色革命家们却偏偏无法理解和接受。

虽然格瓦拉留给世人的印象是圣洁、激进,为了理想不惜生命,有着圣徒般的光辉。其实,他又有非常感性、人性的的一面。格瓦拉曾这样说过:“从来没有人规定一个男人必须一辈子和一个女人过日子。马克思主义不是清教主义。”

1965年3月,格瓦拉在埃及开罗和《大金字塔日报》一个记者观赏夜景,一个烟花女子向他暗送秋波。他不顾记者劝阻将这个女子带进了下榻的酒店,还让警卫再送几个姑娘来。

红色革命的兴起本来就性解放、与女权主义有着千丝万缕地关联,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反映革命的小说、戏剧里面,就有大量这方面的描述。从革命浪漫主义转向清教徒,是在延安整风之后的事。

很多人为格瓦拉的死亡迷醉,那圣人般的最后一瞥,让他迅速成为60年代青年人的偶像。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其实,迷恋死亡,醉心杀戮,正是格瓦拉的独特嗜好。

1967年4月,在和别人谈论作战经验的时候,格瓦拉将他的经验总结为:“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选择性的,冷血的杀戮机器。”

1957年格瓦拉枪杀了一个游击队员欧蒂米奥,因为他怀疑欧蒂米奥向敌人透露信息。“我用32口径的手枪解决了这个麻烦,就站在他脑袋的右边……现在,他的一切都是我的了。”杀完人后,格瓦拉如是说。

然后,他又把枪对准一个乡下人,只因为他为欧蒂米奥求情。在完成这一切后,他在寄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得承认,爸爸,在那一刻,我发现我真的喜欢杀戮。”

格瓦拉还非常残酷地对待那些不是敌人的敌人,当一个17岁的童军被押到格瓦拉面前时,格瓦拉没有丝毫犹豫地枪杀了他,美国裔古巴作家Fontova在《探寻真实的格瓦拉》一书中叙述了这件事:尽管这个孩子一再求饶,述说自己是一个寡妇的独子,手上从未沾染过鲜血,参加巴蒂斯塔的军队也只是为了那份饷金,好每个月寄给自己的母亲。

一些新的著作披露,在反对巴蒂斯塔的战斗胜利后,格瓦拉的部队开进哈瓦那,他策划处死以及放纵私刑致死的人就有12个。这些人中包括证据确凿的敌人,嫌疑人,以及一些不该在错误时间在那个地方出现的无辜的人。

格瓦拉在1959年最初的几个月的大屠杀有的与复仇和正义都没有关系,而是理性而冷血的行为。这似乎是他对保护革命成果的一种认识——为了防范复辟。他看到过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被推翻,他认为阿本斯的错误在于没有及时处死他潜在的敌人。

格瓦拉命令他的手下给所有的人定罪,“要用革命的手段毫不留情地铲除敌人。”他说:“一个年轻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当他把子弹射向敌人的时候……”

空想、无情、暴力、冷酷,一个毫无人性和情感的机器,正是那些红色革命家的真实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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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楼   2010-10-24 19:09:21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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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杂谈之六十

金庸笔下的丁春秋是在影射谁?

《天龙八部》里面的丁春秋和他的星宿派,在金庸的所有武侠小说中,都显得特别怪异和荒诞,想来是笔意深长,有所意指吧。

丁春秋和星宿派最大特点有二,一是在挑选接班人问题上特别凶残恶毒、令人发指、不合常理;二是整个派别以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为荣,毫无廉耻之心。

先看第一个特点,挑选接班人。

按星宿派的规矩,师兄姐弟妹排行是以功夫强弱而定,不按照入门先后。这个规矩正是宿派武功一代比一代更强的法门。大师兄权力极大,是门派的传人,做师弟的倘若不服随时可以武功反抗,那时便以功夫定高低。倘若大师兄得胜,做师弟自然是任杀任打,绝无反抗的余。要是师弟得胜,他立即一跃则升为大师兄,转手将原来的大师兄处死。师父睁睁的袖手旁砚,决不干预。在这规矩之下,人人务须努力进修,藉以自保,表面上却要不动声色,显得武功低微,以免引起大师兄的疑忌。所以萧峰才说他们“相互间常常要争夺残杀,那还有什么同门之情、兄弟之义?”

毫无人情,毫无人性,这就是丁春秋和星宿派的第一个特点。

星宿派的第二个特点,书中已多次描述,就是马屁、法螺、厚颜三门神功。

且看丁春秋的出场:

只见西北角上二十余人一字排开,有的拿着锣鼓乐器,有的手执长幡锦旗,红红绿绿的甚为悦目,远远望去幡旗上绣着“星宿老仙”、“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威震天下”等等字样。丝竹锣鼓声中,一个老翁缓步而出,他身后数十人列成两排,和他相距数丈,跟随在后。

书中这段描写令人莞尔:

包不同道:“众位老兄,星宿派的功夫,确是胜过了任何门派,当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众弟子大喜。一人问道:“依你之见,我派最厉害的功夫是哪一项?”包不同道:“岂止一项,至少也有三项。”众弟子更加高兴,齐问:“是哪三项?”包不同道:“第一项是马屁功。这一项功夫如不练精,只怕在贵门之中,活不上一天半日。第二项是法螺功,若不将贵门的武功德行大加吹嘘,不但师父瞧你不起,在同门之间也必大受排挤,无法立足。这第三项功夫呢,那便是厚颜功了。若不是抹杀良心,厚颜无耻,又如何练得成马屁与法螺这两大奇功。”他说了这番话,料想星宿派群弟子必定人人大怒,一齐向他拳足交加,只是这几句话犹似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岂知星宿派弟子听了这番话后,一个个默默点头。一人道:“老兄聪明得紧,对本派的奇功倒也知之甚深。不过这马屁、法螺、厚颜三门神功,那也是很难修习的。寻常人于世俗之见沾染甚深,总觉得有些事是好的,有些事是坏的。只要心中存了这种无聊的善恶之念、是非之分,要修习厚颜功便是事倍功半,往往在要紧关头,功亏一篑。”

包不同本是出言讥刺,万万料想不到这些人安之若素,居之不疑,不由得大奇,笑道:“贵派神功深奥无比,小子心存仰慕,还要请大仙再加开导。”

那人听包不同称他为“大仙”,登时飘飘然起来,说道:“你不是本门中人,这些神功的秘奥,自不能向你传授。不过有些粗浅道理,跟你说说倒也不妨。最重要的秘诀,自然是将师父奉若神明,他老人家便放一个屁……”包不同抢着答:“当然也是香的。更须大声呼吸,衷心赞颂……”那人道:“你这话大处甚是,小处略有缺陷,不是‘大声呼吸’,而是‘大声吸,小声呼’。”包不同道:“对对,大仙指点得是,倘若是大声呼气,不免似嫌师父之屁……这个并不太香。”那人点头道:“不错,你天资很好,倘若投入本门,该有相当造诣,只可惜误入歧途,进了旁门左道的门下。本门的功夫虽然变化万状,但基本功诀,也不繁复,只须牢记‘抹杀良心’四字,大致也差不多了。”

好一个“抹杀良心”,道尽人世丑恶。

看了丁春秋和星宿派的两大特点,大家是不是觉得有些面熟,似曾相识。

知人论世,想要对丁春秋这个人物有深入的解读,还是应该了解一下金庸的生平和政治倾向。

现在人们对金庸最大的印象就是一个杰出的武侠小说作者,其实金庸是以政论而名于世。从金庸的政治光谱来看,有一个从右到左的嬗变。很少有人知道,在文革中,香港的左派企图暗杀金庸,由此也可看出金庸当时的立场,是如何令左派不快和愤怒。

1967年,“文革”波及香港,酿成了“六七风暴”(又称“六七暴动”、“反英抗暴斗争”)。面对“六七风暴”,金庸的态度一直很明朗,他完全是站在港府一边,支持他们的政策。所以,汉奸、走狗、卖国贼、“豺狼镛”等帽子漫天飞来,他面对的是左派四面八方的诅咒、辱骂。在香港一间国货公司的橱窗最显著的位置,还展出了左派眼中的“十大汉奸”,金庸被列为头号汉奸,谑称“豺狼镛”,有照片,有文字,图文并茂,引起很多市民围观。

金庸执掌《明报》,以笔为武,以文议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坚持民主、自由的思想原则,充分展示了一个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胆识,与香港左翼《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展开了一系列笔战。此为金庸与左翼阵营“决裂”之始。对于陈毅针对苏联和赫鲁晓夫对中共的制裁,撤走专家,收回核弹样品,嘲讽中国妄想造原子弹一事,说了一句宁可不要裤子,也要核子的愤慨话。金庸批评这种说法,认为强国在于亲民,现在人民穷得连饭也没的吃,实在不该去发展核子武器。

金庸的这种政治立场,不可能不反映到他的武侠小说创造中来

《天龙八部》于一九六三年开始在《明报》及新加坡《南洋商报》同时连载,前后写了四年,一九六六年完成。

当时,大陆正处于文革爆发的前夜,个人崇拜盛行,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四个伟大”、“一句顶一万句”、“共产风”、“浮夸风”等等,恰如包不同所言三功:“马屁、法螺、厚颜”。

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了金庸的用意。再联想金庸笔下的“日月神教”和任我行、“神龙教”和洪安通,不就更加明了金庸的笔指了吗?

可惜的是,当年面对左派子弹都毫无惧色的金大侠,后来却自动堕入彀中,成了他先前百般挪揄的体制的帮闲分子。英气消磨尽换了狗熊脾气?还是脑子里揉进了某种圆滑浆糊?或者几者兼而有之吧!总之,金庸虽然感到“廉彼老矣”,已不能再挤身大陆与香港政局,但仍化装登了场,选一个连韩寒这样的“初生牛犊”都不买帐的马屁帮作协来当作舞台,过了一把自已的某种梦想瘾,可叹的是虽然了却了自己的某种心愿,但也极有可能在他最后的人生中涂墨了自己的人格,给人一种画蛇添足的滑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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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杂谈之六十一

用贪官,反贪官,越反越贪

中国历史上贪官不绝如缕,代代都有大贪巨奸。为何贪官难以根除?如果看看《宇文泰、苏绰问对录》,或可看出些端倪。

宇文泰,一般人不太了解,这可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字黑獭,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人,鲜卑族,西魏王朝的建立者和实际统治者,西魏禅周后,追尊为文王。前人评价说宇文泰兼有曹操和刘备之长,也就是说心黑不让孟德,脸厚岂逊玄德。他手握西魏王朝权柄,杀罚己出,但自己并没有做皇帝,而是把帝位留给了儿子,这一手和曹操还真有点相似。就连他的长相也和刘备有一拼,也是大耳垂肩,手长过膝,说他兼有曹操和刘备之长,也不算过誉之语。

当宇文泰模仿曹操,作北魏的丞相而“挟天子令诸侯”之时,遇到了可与诸葛亮和王猛齐名的苏绰。这苏绰也是一号人物,深通人情世故,宇文泰向其讨教治国之道,二人在密室中促膝长叹三日三夜。宇文泰问苏绰如何牢牢掌控官吏。苏绰说:“用贪官,反贪官”。宇文泰大惊,问苏绰何以如此?苏绰答:“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权,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苏绰答:“因为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你要知道皇帝人人想坐,如果没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那么你还怎么巩固统治?”宇文泰恍然大悟,接着不解的问道:“既然用了贪官,为什么还要反呢?”苏绰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要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只有这样才能欺骗民众,才能巩固政权。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保留听你话的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其二、官吏只要贪财,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贪财为藉口灭了他。贪官怕你灭了他,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是你用来驾御贪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反贪官’这个法宝,那么你还怎么驾御官吏?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他不听话,你没有藉口除掉他;即使硬去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你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使其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

他又对宇文泰说:“还有呢!”宇文泰瞪圆了眼问:“还有什么?”苏绰答:“如果你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么办?”宇文泰一惊,这却没有想到,便问:“有何妙计可除此患?”苏绰答:“祭起反贪大旗,加大宣传力度,证明你心系黎民。让民众误认为你是好的,而不好的是那些官吏,把责任都推到他们的身上,千万不要让民众认为你是任用贪官的元凶。你必须叫民众认为,你是好的。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不是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执行你的政策。”

宇文泰问:“那,有些民怨太大的官吏怎么办?”苏绰答:“宰了他,为民伸冤!把他搜刮的民财放进你的腰包。这样你可以不负搜刮民财之名,而得搜刮民财之惠。总之,用贪官来培植死党,除贪官来消除异己,杀贪官来收买人心,没贪财来实己腰包,不听话的反,民愤大的反,百姓赞扬你反腐败,百官惧怕你反腐败,民心和权力就牢牢掌握在你的手里。这就是玩权术的艺术。”

用贪官,反贪官,所以贪官越反越多。放眼看看四周,何其相似乃尔。

培根说过一句名言:“读史使人明智。”我觉得这里所说的“史”一定不是指《宇苏问对录》这样的中国史书。看中国历史,没点学养的人往往要走入歧途,不仅不能明智,反而要坠入彀中。因为中国史书,最着力的就是权谋、权术,法家自不必说,整个学说就是围绕皇帝如何操持权力展开的,就是儒、墨、道家,也不能完全脱离这些,至于纵横、阴阳之流,根本就是以此为本。老人家一生最爱看《明史》,所以权力斗争艺术炉火纯青,以至化境,就是明证。

人们常常把聪明智慧连在一起,其实聪明和智慧是有本质区别的。苏绰所言,看似很聪明,其实是小聪明,实质上很愚笨。北周仅存在二十余年即被杨坚颠覆,说明了苏绰那套是行不通的。可许多位高权重者仍以此为灵丹妙药,打算包治百病,这真应了“肉食者鄙”这句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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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楼   2010-11-12 20:47:10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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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杂谈之六十二

从《鬼吹灯》看封建帝制之罪恶

最近看了不少盗墓小说,诸如《鬼吹灯》之类。盗墓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和精彩奇遇固然让人看了心惊肉跳,夜不敢寐,但我最大的感受,还是从中看到了的活生生的封建帝制的罪恶,看到了皇帝的罪恶,比任何教科书要生动、形象得多。可以说,天下之罪恶,无过于君王。这也算是《鬼吹灯》之类小说一个意想不到的贡献吧。

《鬼吹灯.云南虫谷》中写“献王墓”前后总共修建了二十七年,修建的人力始终维持在十万左右,几乎是以倾国之力,除了奴隶还有许多当地的夷人......看来献王这辈子没干别的,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修造他的陵墓上了。

书中最令人不忍卒读的,是关于制造“痋人”的描写,就是用死者制痋,死的人数越多,”痋术“的威力也就越大,既所谓的“痋毒生产流水线”:在女子子宫里种下“痋引”,等到她们十月怀胎生产虫卵之时,先将其折断四肢,反抱住刚产下来,还没有完全脱离母体的“痋卵”,立刻用一种类似于烧化了的热松脂,或是滚沸的樹熯那一类的东西,活活浇在女奴身上,连同她背后的“痋卵”一起,做成透明的“活人琥珀”,等冷却后,在表壳面上刻满“辵魂符”,这就等于把女奴死亡时的恐惧、哀伤、憎恨、诅咒,都一起封在了“琥珀”之中,这样她临死时的恐惧与憎恨,才会通过她的身体,穿进她死时产下的虫卵里,这样才有毒性,这是“痋毒”中很厉害的一种。可怜两万多夷女,就这样被做成了虫子妈妈。

也许有人说,这是小说家言,当不得真。那史书上又是怎样记载的呢?

秦始皇自13岁即位就开始为他在骊山修建陵墓,统一六国后,又从各地征发了十万多人继续修建,直到他50岁死去,共修了37年,尚未竣工。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暴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平乡)。死后2个月,尸体运回咸阳,举行丧葬仪式。入葬时,秦二世胡亥下令,将秦始皇的宫女一律殉葬,修造陵墓的工匠也一律殉葬墓中。《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记载,“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

秦始皇的后宫是古代帝王中人数最为壮观的,他在灭了六国后,将六国后宫里的美女也一并“接收”了。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说,“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这些女人最后没有人能再活着,统统被处决殉葬。到底有多少漂亮的女人殉葬了秦始皇?《史记》上也没有确数,司马迁用春秋笔法,以“死者甚觽”一带而过。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死的人很多,数量巨大。

其实,不仅是秦始皇,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包括王侯将相,死后都多多少少有人殉葬的。在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一座帝王墓中,墓室的中央底部埋着一个执戈的奴隶和一条狗,墓底四边又分别埋着8个执戈的奴隶和8条狗。奴隶埋好后,奴隶主的棺椁才开始下葬。周代最后一位帝王周幽王的墓,殉葬的就有100多人,其中只有一个男的,其余全是女的。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有的站着,身上的衣服款式和活人穿得一样。

除了“人殉”之外,还有“人祭”,就是在祭祀祖先或神灵的时候,用活人的鲜血和脑袋做牺牲。有一块甲骨文上记载,一次祭祀先王用了小臣(男奴隶)卅,小妾(女奴隶)卅,共达60人。在安阳殷墟大墓内到1976年时已发现181个祭祀坑,每个坑中都有8至10付人骨,将近有2000千奴隶被杀祭。

孔子悲愤地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这种惨无人道的悲剧,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才最后在中华大地消失。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在《原君》中说:“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诚哉!斯言。封建君主制,是世间一切罪恶中最大的罪恶。

自从1911年辛亥起义,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以后,君主专制政体早已是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几十年来还不断有人做着封建帝王(或者名义上不是帝王)的迷梦。不是有人公开宣传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吗?大艺术家张艺谋不是称赞秦始皇是真的“英雄”了吗?网上不是有很多人把毛公子视为精神领袖吗?我们的兄弟之邦,不已经一世、二世,眼看就要三世了吗(比之仅传二世的秦帝国还要厉害)?

这些名义上是或不是的现代帝王,虽然他们表面看起来不像他们古代哥们那样直接杀人,那样残忍,但在他们治下死于非命的无辜百姓,一点也不比过去少。仅三年自然灾害,活活饿死的普通老百姓,就是秦始皇时代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更可恶的一点,就是这些现代帝王们,不仅征服人们的肉体,还要征服人们的心灵;不仅奴役人们的身体,还要奴役人们的精神。于是乎,整个神州大地,只有一个头脑可以转动,可以思考,其他千千万万人就像工具一样,只要按照被指引的道路走下去就可以了,因为他们被告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能到达人间天堂。结果,当然是人间地狱。

可以高兴的是,现在已经是民主昌明的二十一世纪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看看我们四周,缅甸选举了,越南政改了,不丹国王自动逊位了,现代化的文明曙光已然照亮了古老的东方,那些企图螳臂挡车的跳梁小丑们,最终会成为历史的笑柄。

呜呼!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才是“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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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杂谈之六十三

被强奸女知青人数超过南京大屠杀

——握著权力扑来的色狼女知青的血泪故事

被奸污的女知青身心受到严重伤害,有的留下妇女病,有的终身不育,有的成了色情狂,有的成了性冷淡……所有被奸污过的女知青心灵上都会一辈子有一块无法痊愈的伤痕。这些账仅仅记在那些色狼身上吗?难道没有其他的责任者吗?日军占领南京时奸污了两万名妇女,成为震惊世界的惨案!而数万女知青惨遭奸污,不应该让历史和人类记住这悲剧吗?

被社会忘却了的故事

一个女知青麻木地推开生产队长家的门,一步一步、沉重万分地走了进去。

生产队长的桌上摆着半瓶二锅头和一小盘花生米,还有一张招工表格和生产队革委会的大印。

女知青站住了,双目无神,象一个被送上祭台的羔羊。

生产队长甚至连门都不关,闪闪烁烁的油灯都不吹,就粗鲁地笑着,一把扯开女知青的衣衫,然后把她推倒在充满汗味和臊味的木板床上。

女知青没有喊叫,怕人听到,只是心和下体一同疼痛着。

当女知青从床上站起来,滞重地穿着衣服时,生产队长将血红的大印盖在了招工表上。和那大印一样鲜红的还有床单上几块处女的血痕。

假如这仅仅是故事,是小说,那么,本文就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

一九七二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这天大的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妇科检查的医生惊讶地发现,七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几乎全都不是陈腐性裂痕。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

女知青们是以肉体为代价换得一张离开农村的通行证的。

从一九陆肆年到一九八零年,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包括所谓回乡知青)达数千万之众,其中有一半是女知青。在这上千万女知青中,遭受色狼奸污的其实无法统计。大部份被侮辱过的女知青都不愿暴露真实情况,因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将使失去贞操的年轻女性受到巨大的心理和社会压力。

另有一些被奸污后而上大学、入党、提干的女知青更不会将内情暴露。如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某团助理保卫干事,被一名当权者奸污后送到四川去上大学,后来此当权者又奸污其他女知青被揭发出来,坦白罪行时交代出与她有过关系。当外调人员到四川找到她询问情况时,她却矢口否认。外调人员失望而归,那当权者因此而被少判一年徒刑。

按当时的说法,这些色狼统统被称为破坏上山下乡份子。

这些色狼罪有应得,遗憾的是大部份奸污过女知青的人并没有被揭露,他们到死都会为自己的艳福而洋洋得意。

最终倒霉的还是那些弱者,他们心灵的创伤不但终生难忘,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也屡屡因直接碰撞而再次流血。

上海一个普通女工,在新婚之夜被丈夫毒打,以至赶出家门,因为她不是处女,她的处女贞操在插队时被公社党委书记给破坏了,她的丈夫并不因她当时若反抗就会被打成反革命纵火犯而原谅她。当时她看麦场,无意中烧了一百多斤麦子。

更有甚者,一些在插队时入了党的回城女知青几乎百分之百地被怀疑是被大队党书记奸污后而发给党票的,因而,这些人连找对象都成了问题。

可确实有这样的现象,手里握有党票、团票,招工、调动、提干权,以及病退、困退权的色狼们,以这些特权为诱饵,奸污了不少女知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上海女知青,长得丰满诱人,她拒绝了连长的调戏,便被发配到二十里外的水渠口去开关闸门,每天在四十度的酷暑中来回一次,半个月后她屈服了,给了连长一个暗示。连长陪她看了一天水闸,第二天她就被调回连队驻地的食堂工作。而那最后一天,她少女的贞操与流水一同东去了。

本文没有使用强奸一词,一九七四年打击这些色狼时也没有使用强奸一词,因为绝大部份女知青被侮辱时,侮辱者确实没有使用暴力,他们使用的只是权力,人民给他们的权力。

悲剧在于人民的女儿正在被这些掌权者奸污!

一个色狼在橡胶林中游荡

云南是个美丽的地方。大批知识青年来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九六八年第一批北京知青是在周恩来亲自批准下进入到西双版纳地区的,而后又有上海、昆明两地知青离开家乡,来到漫长的边境线上,开垦荒山,种植橡胶树。

一九七零年云南农场在屯垦戊边的伟大指示下,成为昆明军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大批现役军人进入到兵团,担任了由连长以上的全部正职干部。

四川省成都、重庆两市的知识青年怀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志愿,经过严格政审,大批来到云南,认为自己已经成为准军人。

然而,知青们不会想到,几年后周恩来会在看完一份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关于奸污女知青的材料后击案大骂:“这不是,这是国民党!其实按一些色狼的所作所为,就是国民党也绝不会容忍的。

上海女知青施某在连长的第一声哨子中便从睡梦中醒来,她以军人的速度和敏捷穿上短袖衬衣、蹬上长裤和蚂蝗套,戴上头灯,挎上胶刀筐,穿上解放鞋,跑出了茅草房。

外面大森林起伏的阴影遮挡着黎明,几个小时后阳光才会照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范围内的这个小山寨,或者叫做连队。一盏又一盏晃动的头灯说明又一个割胶日开始了。

头灯在通向橡胶林的道路上汇拢了,曲曲弯弯,排成一长列,像是星群,也像是萤火虫在飞舞。

渐渐地,灯火稀疏了,人们一个个钻进属于自己的林段,浓密的橡胶树叶遮住了光亮和人影。施某的林段在距离连队驻地三里远的山坡上,她负责着几十亩山林的四百多株橡胶树的割胶和管理。

在她林段的起点,她稍微喘了口气,抽出锋利无比的胶刀,开始工作。她割得很快,也很认真,但这并不影响一颗由于年轻而不会停歇的大脑在跃动。

她是自愿从十里洋场来到西双版纳的密林中的,这里的传说和神秘吸引了不少和她同样年轻的少男少女,他们怀着改造自己和改造边疆的宏愿离开家乡,把青春和汗水抛洒给红土高原的一草一木。

是的,这里很艰苦,有人跑回家乡去泡病假,甚至有人越境到了缅甸。但是,施某没有像那些人一样,她觉得这里的一切都还不错。尤其是那个面和心善的现役军人连长,对知识青年,尤其对女青年们关怀备至。

上面一层林带传来轻微的响声,施某的心一下子缩紧了。她曾听说有一野猪一拱嘴就把一个男知青的大腿咬下去半边肉。

她哆哆嗦嗦地抬起头,上面也是一团光亮,说明有一个人戴着头灯。她看出来了,是连长,他在帮她割胶。她放心了。

连长几乎天天出现在各个林段中,检查生产情况或帮助生手、慢手割胶。

她比平时快一个小时割完了胶,和连长在山顶处的一小块空地上。连长一上山就把挂在腰上的雨布铺开,自己坐下后,让施某坐在他的身边。

施某驱赶了一下蚊子,又寻找着有无蚂蝗爬上来,一只有力的手爬上她的脊背,似乎在帮她驱赶什么,她很感谢,侧脸冲连长笑笑。连长也在笑,眼中燃烧着一股施某从未见到过的欲火。

她不太明白连长为什么会这样笑,以至于连长的手挪到她胸前,解开全部衬衣扣时,她才开始恍惚。

施某没有戴胸罩,由于西双版纳地区的炎热也由于施在生活上和贫下中农一样。

施某顿时吓呆了。她不知道连长要干什么,或者说由于意识到连长要干什么,而目瞪口呆,束手无策。

连长飞快地脱下自己的衣裤,像猛兽吞食小动物一样疯狂地占有了施。

施某大概本能地抵抗了几下,但那样无力。完事之后,连长抚摸着她向她许了不少愿,入团、入党、提干等等。

施某本来可高声呼叫,但她不敢。连长的权势,红领章、红帽徽的尊严,她心里压力太大了,以致于会觉得人们将指责她在犯罪。

连长心满意足地站起来,收起了雨布,哼着毛主席语录歌,扬长而去。派他到生产建设兵团,他一开始是牢骚满腹。但很快他便在这贫困的山林中发现了乐趣,这便是那些一个个青春年少的女知青们。女知青们,来自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她们比连长在军营附近见到过的那些农村姑娘确实白嫩、诱人。

连长像一只饿狼一样开始物色猎物并选择扑食方式。橡胶林中是最好的地点,那里僻静偏远,很难碰到别人,而且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女知青们都会有恐惧感。

第一个女知青在他的怀抱中连挣扎一下都没有。于是,他带上一块雨布,每天都和勤劳的胶工们一同走进山林之中,先从最漂亮的女知青下手。第二个次之,再次之……

施某相貌平平,已经是他身下的第八个牺牲品了。

当连长被揭露出来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时,在橡胶林中有十几个女知青在他的兽欲中失去了贞操。

公审大会

一九七四年的某一天,驻地在河口县城的云南建设兵团第十六团进入了空前的戒备状态。在方圆十九里地内的所有交通路口都安设了路障,有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的民兵和端着冲锋枪的解放军战士站岗。

一大早,数千建设兵团战士便在一种紧张气氛中集合起来,从各个连队出发,通过一个个哨卡,穿越密密麻麻的夹道持枪者,来到一个山坡下。这个山坡平时并没有什么特殊,上面同样是一层层梯田,梯田上长着稀疏的实生橡胶树,山顶处有一块保护原生林,有着竹丛和荒草。

但现在他们回过头去,看到十几挺轻机枪和两挺重机枪的枪口以俯视状态对准山坡下。这些戒备都只是为了能够安全地召开一个公审大会。

河口的知青们刚成为兵团战士就参加过一个公审大会,审判大瑶山上一个六十多岁的瑶族老头自封皇帝,结果是连他带十几个大臣一同枪毙!

在一条三面环山的口袋形山谷里,十几个犯人站成一排,哆哆嗦嗦。另有十几名持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排成一排,平举自动步枪,在一声命令中,扣动扳机。大约每人都放空了枪中的子弹后,战士们跑步离开刑场,两个提手枪的公安人员走过去,对着未死的犯人补枪。

这次不同,被审判对象不同。

随着一声汽车喇叭,唯一被允许开进公审大会会场的汽车出现在公路上。汽车停下来,在一排枪口中,车蓬窗被打开了,十几名现役军人被押上会场。

被审判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干部!在解放军威信和地位处于巅峰的年代中,在说解放军一句坏话就被扣上“毁我长城”的岁月里!

山脚下已经搭好了一个简易的主席台,几个云南省军区的领导和军事法庭的负责人脸色铁青地坐在上面。

十几个将被审判者站在台上,低垂着头。

在一种沉闷,肃穆的气氛中,主席台上一个领导拍案而起,大声宣布。

武装战士们冲上去,愤怒地撕下了十几个被审判者头上的帽徽、脖子上的领章。

XXX,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第十八团副参谋长……利用职权奸污女知青八人……

XXX,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第十六团保卫科长……利用职权奸污女知青六人……

XXX,……连长,奸污女知青……

XXX,……政治指导员,奸污女知青……

还有一名现役军人连长,不但奸污四名上海女知青,还与一条小母牛有过性行为,被上山打猎的老头发现揭露出来,在罪名中冠以糟蹋母牲畜。在场者无不哗然。

十八团的副参谋长被判十六年徒刑,他将在军人劳改场中渡过他的残年。

十六团的保卫科长被判六年徒刑,他的母亲是云南省的一个地委党书记,没法给他一丝的袒护。又可怜他年轻的妻子和幼女将为他承担一生的耻辱。

而在审判会场上的上千名女知青中那些遭受奸污和凌辱的人看着这种场面会产生什么想法呢?

在这次大规模审判之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六团的两位团级军官被枪毙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的一个独立营长和一个连长被枪毙了。

而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陕西盛山西盛安徽省等有大量插队知识青年的地方都举行了大规模宣判会,对奸污上山下乡女知青的罪犯进行了严惩。

黑幕上裂开了一条缝

这一切,都是从四川省知青慰问团到云南的慰问活动开始的。

在四川省知青慰问团到云南之前,这里曾来过一个北京革命委员会的慰问团。不过,四川省知青慰问团的规模比北京知青慰问团大十倍,因为四川知青比北京知青多十倍。而两个慰问团的本质区别却是:北京知青慰问团是来大吃大喝,游山玩水的,而四川知青慰问团是来探望子女和晚辈的。四川知青慰问团的不少成员有子女或亲属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他们直接深入到自己子女所在连队,和子女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房子,还和子女一同参加劳动。

子女当然也就将实际情况向家长汇报了:

某团男知青某某因为和连长吵架了,便被扒光了衣服送进了马棚。云南亚热带地区蚊虫成群,尤其是马棚牛圈,更是蚊子、马蝇的聚集点。马有尾巴可以驱赶它们,而捆起双手的知青很快被咬昏过去。第二天早晨,当那个男知青被抬出马棚时,全身已肿得不像人样了。

某团有个男知青,因为身体不舒服,在开荒时多休息了一会儿,连长便让他在烈日下毒晒,一直到他中暑休克。

某团一对男女知青小李和小王,在中学时便青梅竹马,来插队后相亲相爱,这在当时当然属于犯忌之事,是没好好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不安心接受再教育的典型。他们有一次在橡胶林中谈情说爱,热烈亲吻拥抱时,被几支手电筒光柱照住,当即被扒得一丝不挂,押回连队,站在空场前面,接受全连一百多人的批判。

还有个男知青,一个多月没有吃过肉,实在太馋了,到连里唯一一个鱼塘偷捕了两条鱼拿水煮煮,洒点盐,狼吞虎咽下去。谁想到第二天便被正申请入党的同伴告发。民兵排长派民兵捆起盗窃犯,用枪托和木棍打断了他的腿,让他这辈子再也不能下水游泳。

还有……

绑捆吊打知识青年在不少连队已成家常便饭,一些营和团部动不动就重刑折磨犯了点小错误的知识青年,几乎每个连队都开过知识青年的批判大会,进行人身侮辱。

还有一些连长、营长每天只是打牌,吃喝玩乐,把并不多的猪,很少的鸡,屈指可数的鱼视为私有财产,想吃便吃,而知青们一个个都营养不良。

最繁重、最危险的活儿,都派知识青年去,每年都发生因排险、因砍大树、因山火而有知识青年死去。有父母、亲属作为慰问团成员而来云南的知识青年纷纷悄悄哭诉这些遭遇,他们当然不敢公开说,因为慰问团总会走,也因为他们还要表现出为了改造思想能吃一切苦,受一切罪的大无畏精神。

女知青们似乎很少诉苦,被捆绑吊打的大多是调皮的男孩子。她们的父母发现自己的女儿眼中常常闪现过一点悲伤和忧怨,但他们以为是女孩子想念家乡的一种表现。

有一个女知青躲躲闪闪地讲过自己住了一次医院,她是想说自己做了一次人工流产手术。她倒不是想揭发奸污过她的那个人,只是想说明兵团对她照料得很好,连长亲自给她送过鸡汤。她还只有十七岁,她所受过的教育竟然使她还不大懂人工流产是怎么回事!

四川知青慰问团的成员们为自己的子弟所遭受的境遇感到气愤,他们把收集到的材料集中起来,没有向兵团领导反映,而是交到了新华社驻云南分社负责人的手中。

在四川知青慰问团离开云南后没几天,保山地区某团发生了一场大火。

那是一个晴朗的月夜,一个男知青躺在蚊帐里看书,夜深时,他起身到他住的茅草棚后面小便去,没有将放在蚊帐内的蜡烛吹灭。当他的房后胶林中小便后,转回身来时,不禁目瞪口呆。原来茅草棚内已经冒出明亮的火光。

这个连队的住房几乎全部是竹木结构,而房内的一切设施也都是易燃品,如蚊帐、衣物、竹椅、木桌等。

当大火吞没了第一间茅草棚后,整排茅草房就没救了。人们跑出房子,有经验的人知道房子已经保不住了,就全力把家具等日用品从火海中抢救出来。

这时,一个老工人不安地告诉连长:你看那排房子中间冒蓝火,不大对头。

连长根本没在意,转身又去搬自己的咸菜缸。又过了几分钟,那里蓝火越来越明显,肯定有动物油脂在燃烧,老工人又一次警告了连长。

连长这才叫了一些人,集中全力扑灭了那里的火,拨开了横七竖八的废墟。

所有的人都愕然了!

十个女知青紧紧搂作一团,全身紧缩着,暴露的后背和肢体完全都烧黑了。当用强力分开她们时,只有胸口部份还有些完好的皮肤。

她们为什么不跑出来?

现场分析,发现她们没跑出来的原因是晚上睡觉时用八号铅丝将门紧紧封住,而慌乱中无法顺利打开。那铅丝还绑在成炭状的门框上。

她们是怕有人进去!十个女孩子睡在一间房子里还怕有人进去,这个人是谁呢?

她们没有把自己的怕告诉慰问团的人,她们因此再没有机会告诉了。

女知青的血泪控诉与日俱增

十六团某连的一个夜晚,干了二十年农垦的地方干部副连长和他的老婆在连指导员住的房间前后门潜伏了一个多小时了。

一个女知青神情暗淡地低头走进屋去。很快,屋里的灯灭了。

副连长堵上前门,侧耳听了一会儿,里面传出一个男人放肆的喘息和床棱子的有节奏的摇响,他使劲敲起了门。

约过了五分钟,灯亮门开了。副连长和他老婆冲进去,见床铺平整,指导员和那个女知青也整衣在身。副连长问他们熄灯干什么?指导员拿出一枚有萤光的纪念章,解释说:我们在看毛主席纪念章。

副连长老婆不愧是心细的女人,发现了床单上有些可疑之物。但指导员矢口否认,何况他一个单身汉的床单上有可疑物也很正常。

第二天,副连长竟被扣上了攻击解放军、毁我长城的帽子,去做检查了。

人们对色狼有了经验,当十六团团部又被地方干部观察到一件此类案件时,他们向团长做了汇报,要求团长亲自出面。

那是一个作战参谋,住在团部二楼的一间房子内,根据监视,一名昆明女知青进入他房间后,再也没有出来,现在已是深夜十二点。

团长无可奈何地上了楼,敲门让作战参谋去拿军事地图,要举行演习。作战参谋把钥匙从门上小窗内丢了出来,拒绝开门。

团长大怒:“今晚的演习要你指挥。”

作战参谋不得已开门出来,但立即锁上了门。

幸亏另有人有这房间的钥匙,迅速打开了门,结果在迭成长形的军用棉被后面,发现了哆哆嗦嗦,一直不敢动的女知青。她依然一丝不挂,使警卫排的小伙子们大饱了眼福。

几天之后,这个女知青被扣上了“腐蚀解放军,拉干部下水”的罪名接受大批判。

中央和云南省的工作组刚开始深入到兵团的各基层单位时,号召大家保卫上山下乡的胜利果实,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旗帜下大胆揭发捆绑吊打知识青年的坏人。

捆绑吊打知识青年的大都是长期在农垦系统的地方干部。他们处在远离闹市的深山老林之中,一贯一个人说了算,养成些恶霸作风,但他们打人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无需揭发,有些人已主动检讨,向知青赔礼道歉。

于是,广泛设立的检举箱内塞进了一些别的内容的检举信。工作组的人打开这些检举信后,不由得产生了顾虑。这些检举信的内容是:女知青被干部利用职权奸污!

可攻击解放军就是“毁我长城”!何况强奸、奸污、通奸是有区别的。

在他们犹豫之时,更多的揭发信送到工作组人员的桌上,揭发的内容越来越详尽:

某团运输连长,长期霸占两个北京女知青,当其中一个怀孕后,为了不使人们发现,他先是一天数次与之发生关系,使其流产,不成功后,他竟然趁她不备,用穿皮鞋的脚,猛踢她的后腰。这个女知青终于流产了,但也留下了后天性不育症。

一桩又一桩,揭发材料堆满了工作组的案头。

这是不容置疑的残害知识青年,奸污女知青比捆绑吊打男知青留下的身心伤害更为严重!

有人提出来女知青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反抗因而不能给那些干部定罪。但是,女知青们大多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这些干部利用职权威逼、引诱、要挟等手段而失身的,而且长期利用这些被告人失身后的忍辱心理状态,进行兽行发泄。这些行为在客观上是对妇女身心的摧残,是绝对违背妇女意志的。一切违背妇女意志的性行为都可视为犯罪行为!

被奸污的女知青身心受到严重伤害,有的留下妇女病,有的终身不育,有的成了色情狂,有的成了性冷淡……所有被奸污过的女知青心灵上都会一辈子有一块无法痊愈的伤痕。

这些账仅仅记在那些色狼身上吗?难道没有其他的责任者吗?

日军占领南京时奸污了两万名妇女,成为震惊世界的惨案!而数万女知青惨遭奸污,不应该让历史和人类记住这悲剧吗?

当时为了使那些已经被众人知道的被奸污过的女知青们不因屈辱而难以生活,上面下了一道命令:可以让她们在全师范围内自由调动。但是,调动的结果也并不佳,因为凡是单位新来一个女知青,大家立刻就明白她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那些由农村上大学、提干、入党的女知青们,不管她们如何清白,也会被人联想到是付出代价换来的,尤其比较漂亮的女知青。

一切都成为历史了,历史更有必要为后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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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杂谈之六十四

“西安事变”中几个小人物的人生足迹

“西安事变”已经快要过去八十四年了,这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事变当事人,也都作古了,事变主角的后来结局,也都为世人所知。但在事变中起到特殊作用的一些小人物,他们后来的人生轨迹,却显得有些云诡波谲,个中滋味耐人寻味。在事变中,很多积极策划和实行兵变的东北军军官后来都当了汉奸。这些汉奸先是在日本人和汪伪那里做官,建国后也都安然无恙,有的还安享荣华富贵。

这些汉奸中最出名的是孙铭九。孙西安事变前是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执行了张的捉蒋命令。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国民政府软禁在南京,东北军的主要将领主张和平解决,但企图以营救张学良为名义趁机从高级将领手中夺权的孙铭九却一意孤行,要和中央军武力相见,为此他滥杀无辜,东北军主要将领王以哲,蒋斌,宋学礼等都死于他手。这场东北军的内乱不但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解体,而且使得古城西安惨遭兵火之焚。为了个人野心闯下了这场弥天大祸后,孙铭九干脆投靠了汪精卫政权,担任驻河南的特派员,后来又跑到山东当了伪保安副司令。

孙铭九这个汉奸的级别还不算高。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担任了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等。抗战后因汉奸罪被捕,1946年被国民政府处决。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那里有个抗日同志会,其书记应德田专门给张学良提供所谓的抗日思想和理论,还编写过《抗日理论与实际》的小册子,可以说嘴上比谁都更爱国,但西安事变后他投靠汪伪政权,当了河南省教育厅厅长。

在西安事变中最忠实执行张学良的捉蒋命令的东北军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后来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1943年失去了日本人的信任被毒死。

张学良副官兼机要秘书苗剑秋曾经一再鼓动张学良策动西安事变,说不要替国民党打内战。但西安事变后来却顺利出境到了日本,当了汉奸。

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参与了西安事变,之后长期在海外,但到了1943年居然加入汪伪政权得了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头衔。

这些汉奸,凡是没有死的,1949年之后不是受到重用,如张学铭在天津市当高级干部,便是安享晚年,如孙铭九苗剑秋等人老死在政协。但在官方公开的资料中,他们当过汉奸的那段历史常常被刻意隐瞒或淡化。不但如此,他们还舞文弄墨,美化自己,尤其是把那些被孙铭九杀害的东北军将领说成是蒋介石的特务,从而把自己的杀人罪一笔抹掉。

孙铭九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实际是政治流氓和军事赌徒,“爱国主义”在他们那里成了无法无天和随意杀人的遮羞布。所谓“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用在他们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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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杂谈之六十五

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

藏传佛教六字真言嗡(ōng)嘛(mā)呢(nī)叭(bēi)咪(mēi)吽(hòng)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咒,源于梵文,象征一切诸菩萨的慈悲与加持,其内涵异常丰富、奥妙无穷、至高无上,蕴藏了宇宙中的大能力、大智慧、大慈悲。藏传佛教徒常念六字真言,恰如内地佛教徒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在藏区“六字真言”成为藏传佛教使用率最高的诵咒,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念的地步。不少人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降生,又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离世,六字真言几乎伴随着广大信教僧俗的悠悠人生。

对“六字真言”的诠释颇多,按南怀瑾大师意,六字大明咒是“嗡啊吽”三字的扩展,“嘛、呢、叭、咪”四字之音,都是啊部音的变化妙用。“嗡啊吽”三个字,是梵文生母的总纲,这三个字的发音,就组合成为一个咒语,既普贤如来的三字根本咒。普贤如来,是意译的妙密,也有意译为普现的。普现就是普遍而贤善地充满一切处所,无时无处无不存在的意思。

嗡字,是宇宙原始生命能量的根本音。它含有无穷、无尽的意思。在人体而言,它是头顶内部的声音,和人们掩盖耳朵时自己听到的心脏和血脉流动的声音相近。所以凡是念诵嗡字部发音的咒语,必须要懂得它发音机括的妙用。最低效果,它可以使头脑清醒,精神振奋。如果伤风感冒,连续不断地念此字音,可以使头部发汗,达到不药而愈的效果。

啊字,是宇宙开辟时,万有生命生发的根本音。它具有无量、无际的功能。同时,啊字是开口音,是世界一切生命开始散发的声音。如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念诵“阿弥陀佛”,便是属于密宗啊部的开口音。如果能够懂得连用啊部音的妙用,就可以打开身体内脏的纠结,同时可以清理腑脏之间的各种宿疾。久而久之,自然可以体会到内脏气脉震动的效果。

吽字,是万有生命潜藏生发的根本音。就人体而言,吽字是丹田的音声。如果懂得以吽部音来念诵,可以震开脉结,启发新的生机。最低限度,也可以达到健康长寿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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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杂谈之六十六

30万柬埔寨华侨被谁杀害了?

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期间,华侨遭受了空前的劫难,三年多时间里,约30万华人惨死于波尔布特集团之手,约占在柬华人华侨一半。

在柬埔寨,有一个曾经令人闻声变色的人物,他就是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波尔布特其人,乃是毛氏思想的的绝对崇拜者,是毛泽东的得意门生。波尔布特在执政的短短38个月时间里,造成了柬埔寨非正常死亡200万人之多(也有说300万人、400万人),人口骤减1/3,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之后,迅速达到完全丧失理性的恐怖巅狂。在速度上,超过斯大林的肃反;在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文革;在残暴程度上,超过希特勒纳粹和日本;在毁国毁民的程度上,超过非洲的卢旺达;在死亡人数和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创造了世界纪录。

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步毛泽东的后尘,甚至全面超越了毛泽东,毛泽东想到而未能做到的事,他在柬埔寨都敢付诸实践,取消工资,取消货币、取消商品、消灭城市、消灭家庭。波尔布特从1965年开始,曾经4次来中国取经,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教诲。他对毛泽东讲:“我从年轻时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关於人民战争的着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引了我们全党。”事实也确实如此,早在196511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访问3个月。这时正是毛泽东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此期间,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特别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对於波尔布特而言,毛泽东的理论、中国的斗争经验,在那时已成为他心中的夺权、建国、治国依据。波尔布特在中国的3个月朝圣令其大受启发,回国后将原来的劳动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效法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建立革命根据地。

波尔布特在夺取政权后的所作所为同样紧跟毛泽东。19754月波尔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2个月后,就到北京拜见“伟大领袖”,听取指示。毛泽东对他说:“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毛泽东对波尔布特讲:“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道路有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对毛泽东的指示,波尔布特身体力行。按照毛泽东和波尔布特的观点,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而城市是剥削阶级聚集的地方,因而他们对大城市抱着敌意。毛泽东说“城市太大了不好”,波尔布特则更干脆,来个彻底消灭城市。柬埔寨首都金边有200多万人口,波尔布特一声令下,3天之内全部赶到农村。

华侨是柬埔寨人口中的一个重要部份。早在中国南宋时期,就有从事海上贸易的华商在柬埔寨居留,称“唐人”。到19201930年代和二战后,先后出现了3次中国人移居柬埔寨的高潮,特别是在二战后的1946年到1949年期间,柬埔寨的华人由30万猛增到42万,占全柬574万人口的7.4%1975年红色高棉政权建立前夕,柬埔寨的华侨已达60万之众。在柬埔寨的华人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大多在经济上都比较富裕。

197547,以占领金边市为标志,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夺取了柬埔寨国家政权,此后的3年零8个月中,柬埔寨人经历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空前劫难,华人社会更是首当其冲。当时拥有商人身份的华人被都划入“资产阶级”阵营,红色高棉甚至宣布“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的血”。红色高棉对柬埔寨华人、华侨进行“红色恐怖”,很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如1974428发生的著名“橘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红色高棉军人开进橘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拘捕煽动华人回中国的嫌疑分子,严刑拷打,折磨至死。

经历了1975年到1979年红色高棉的短暂统治后,柬埔寨华人数量迅速下降到30万左右。在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生命受到威胁时,柬埔寨华人曾基于自己的中国侨民身份,寻求过祖国政府的解救。然而,他们未能看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公开的正面的反应。当时,华人所能接触到的祖国亲人仅仅是中国大陆援柬专家,但当他们向这些祖国亲人投诉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则不能不使他们失望,因为回答均不外乎两种,即要求华侨“顾全大局”、要“忍”下去,或认为华侨过去是剥削阶级,多数是资本家,现应好好接受所在国政府劳动教育,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处于孤立无援境地的在柬华人因此感叹:“我们枉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华侨的寄托、精神支柱,却无能为力照顾得了海外华侨”;“热爱祖国却被祖国遗弃,在侨胞有难时祖国不伸以援手,这种心情是怎样的难受和失望”。

大陆民间思想家刘文忠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他访柬时认识的一位华侨导游蔡先生的控诉。蔡先生回忆说,1975417日是柬埔寨人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红色高棉荷枪实弹的军人们,勒令金边老百姓三天之内必须离开该市,他们说,“你们用不着带城市的东西!三天之内就回家,谁也不准留下!美国人要轰炸金边!美国人马上要轰炸城市了!”敌不过士兵的逼迫,4天之内200万人口都被强制离开,包括老弱病残。有“东方小巴黎”之称的金边顷刻间成了一座有路无人走、有车无人开、有房无人住的“鬼城”。许多华侨几代人都在金边开店铺做生意,几昼夜间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许多人死于颠沛流离的途中,幸存者便开始了原始的刀耕火种的日子。没过多久,粮食的配给越来越少,饭也由干变稀。人们开始以野菜、草根、树皮果腹;很快,连这些“美食”也找不到了,每天都有人饿死,而活着的人连挖坑掩埋死人的力气都没有。最后,因饥不择食,有人开始吃蚯蚓、甚至吃死人肉,全国饿殍遍野。活着的人除了白天种地修渠,晚上还要开会学习。精神脆弱的人看不到痛苦的尽头,还没等到饿死就自行了断,蔡先生一对年幼体弱的弟弟妹妹就是这样死去的。

蔡先生的父母一再叮嘱兄弟俩咬牙挺着,说:“我们是华侨,祖国会出面来救我们的。”当时有几十万华侨都咬紧牙关,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望毛泽东主席来救他们,因为当时红高棉政权的报纸都刊登了中国派出不少专家团来柬援助的消息。有一次,蔡先生的父亲和一群人在山上劳动,看到了中国标志的飞机,许多人拚命挥手、放烟火发求救信号,结果竟被红色高棉枪毙了好几个。还有一次,村里一个红色高棉的翻译告诉华侨,离他们不远处有中国派出的建设专家小组驻扎地,村里几个胆大的华侨年轻人冒险去报信求救,结果反而被这些中国人出卖,给红色高棉抓起来。公判大会上,一个自称中国派来的干部带头喊口号:“中国政府坚决支持红色高棉政权的革命斗争!支持打击阶级敌人、打击特务反动派!”那几个去求救报信的青年华侨都被枪毙了。就这样,柬埔寨的华侨成了被祖国抛弃的孤儿。

这些被抛弃的孤儿哪里知道,他们一度寄予厚望的祖国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与置他们于死地的高棉革命一样,矛头也是指向“党内外阶级敌人”的,即便他们身在祖国,也一样会成为革命的敌人,难逃同样的厄运。正当柬埔寨华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时,毛泽东却在会见波尔布特时紧握着他的手说:“你们做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这首歌,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当时柬埔寨华侨华人的悲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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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杂谈之六十七

一切独裁者都是纸老虎:从利比亚局势说起

 

记得当年,伟大领袖曾断言:“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话可是响彻神州大地、五洲四海,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闻之无不欢欣鼓舞。纸老虎嘛,用手一推就塌了。

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纸老虎历经风吹雨打,不仅没有坍塌、垮台,而且活得越发滋润、精神头十足。由此可见所谓的伟大领袖,也没有某些人吹嘘的那样高明之处,该说错的时候照样说错。

不过回顾这半个多世界的历史,却也有个发现,那就是:“一切独裁者都是纸老虎。”

请看:

罗马尼亚前总统寿齐奥塞斯库,被自己治理的国民处死;

南斯拉夫前总统米洛舍维奇,于科索沃战争战败后,死于海牙国际法庭羁留室中;

伊拉克前总统侯赛因,于伊拉克战争战败后,被施以绞刑;

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被自己的部下软禁后,死于寓所;

原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客死智利;

原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客死摩洛哥;

菲律宾前总统马可斯,逃亡三年后客死檀香山;

埃塞俄比亚前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被秘密处死;

尼泊尔前国王比兰德拉,在著名的王室惨案中毙命;

索马里前总统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流亡海外。

现在轮到卡扎菲了:一个财富高达800亿美元的人(须知,整个利比亚一年的国民收入才750亿美元);一个要靠妇女和儿童来保卫的人(有人还称他是英雄);一个统治利比亚40多年的人。

其实,按卡扎菲自己的说法,他就是一个秘书,为利比亚人民服务的秘书。

一个秘书,就能弄到800亿美元。怪不得在利比亚,人人争当秘书。

我突然想起个流行词:公仆。怪不得在天朝,人人争当公仆。

今天这个世界上黑暗势力到处肆意妄为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黑暗的区域。我们实践我们对民主自由的承诺远比我们为民主自由的口号而死要困难得多。但一旦民主自由国家克服自己内心的黑暗,下定决心打击邪恶。我们就会立即发现:所有独裁者都是纸老虎。民主自由国家只要用一根小指头就可以打垮这些独裁者,把它们的屎打得洒满它们的裤裆,把它们打回它们来源之处——地狱里去。

我们为上帝赐予法美勇气和智慧祈祷。我们为上帝看顾全世界的自由战士们祈祷。我们为上帝驱逐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黑暗祈祷。上帝保佑利比亚!上帝保佑我们每一个人!

下一个该是谁?金二世、查韦斯、穆加贝、卡斯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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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杂谈之六十八

奴才的告密术

 

     文人相轻,自古已然,所以文坛笔墨官司甚多。但真正的文人是有道德底线的,绝不肯采用某些地下手段,阴暗伎俩,双方观点公开,主张明确,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辩者自清,观者亦明也。

     而奴才,尤其是会码几个字的奴才则不然,尽管其戴着文化人的面具,打着文化人的招牌粉墨登场,但干的是上海滩瘪三们打闷棍、套白狼的流氓勾当。盖因其人格缺陷,骨子里生就一副奴才样,患了软骨病,挺不起腰来,见到达官显贵,膝盖骨不自觉的就弯了下来,总要三叩九拜、山呼万岁一番,以示自己之忠心臣意,正如鲁迅所说“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目的当然是分一杯羹、一块骨头罢了。

     当年鲁迅先生转战于文坛,和各路高手、精英论战,在投出一把把匕首、投枪之时,背后亦承受了数不清的暗箭、飞刀,故先生对此类的文坛奴才告密术十分痛恨,对其种种手法、门路亦十分清楚。先生曾说过:“我一生中,给我最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

     当年女师大风潮,《现代评论》的正人君子陈西滢发表吞吐曲折的《闲话》,说鲁迅“暗中鼓动学潮”; 新月社的批评家梁实秋于“希望别人以文字得祸”的《答鲁迅先生》里,极巧妙地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的人,都是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

     这种腔调到现在还是不绝如缕,只不过把主张“文学有阶级性”换成了主张“民主自由”,把 “领卢布”换成“领美元”罢了。正如鲁迅痛斥的那样:“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有谁明说出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他便用了‘流言’来作不负责任的武器”。是“给主子嗅出匪类(‘学匪’)”的“一种‘批评’”,是叭儿狗的行径,是比刽子手更下贱的“职业”。

     “含血喷人”,在鲁迅看来,乃是“祖传的老谱”,“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宋末即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民国前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民二以后是说“乱党”;再晚就是“共党”,乃至“学棍”、“学匪”了。里面皆“含着杀机”,因为这些名目、这些诨号中,是“藏着可死之道”的。

     现在呢,当然就是民主派了,而民主派就等于投降派,带路党,整天盼着美国大兵打过来。如此,则全民皆曰可杀耳。

     低级流氓立棍使横,欺行霸市,往往被人不齿,如强卖杨志刀的牛二,调戏林冲妻子的高衙内;而高级流氓则不然,多半会给自己戴上一个道德的光环。宋公明在梁山竖起一面“替天行道”的大纛,梁山好汉们杀人放火、过州掠县的行径,一下子都成了“替天行道”,随便你怎么干。上海滩三大黑帮头子之一的杜月笙,更有“孟尝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之美誉,俨然以民之青天自居。

     文坛奴才自知其行径和流氓无异,所以也会给自己找个名目,拉个大旗,其中分量最重的一面就是爱国主义的大旗:我的一切行径都是为了这个国家,我是爱国的,你反对我,你就是卖国贼。如此,则无往而不胜,打遍天下无敌手,普通小民如我辈,焉敢戴上一顶“卖国贼”的帽子。

     写到这,我倒想起革命导师列宁的一句话:“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

     多年以后,我才渐渐明白一个道理,为什么自由民主在中国这么难生根发芽,为什么封建专制与集权这么根深蒂固,问题多出在2000年专制文化下孵化的奴才意识和奴才们身上,在如此国度如此体制下,没有如蚁如蝇如蛆附骨的奴才们和奴才文化,专制者和专制文化能有滋生、存在和坐大的空间么?有了贪图蝇头小利的奴才,才有了主子的权威,才有了谄笑,才有了告密,才有了出卖,才有了绞架,当然,也成就了白白流血、却不能死得其所的英雄。所以,我们还是先来剥去潜藏在这个民族集体灵魂深处的奴才意识吧!这是骨头最硬、眼最冷而心最热的鲁迅先生一个世纪前未竟的夙愿,让我们接过来,一起来完成它。

    

 

灌德布亦诺夫 灌德布亦诺夫 发送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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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楼   2011-04-16 02:09:13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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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楼   2011-04-19 23:05:28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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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最后两篇文章酣畅淋漓,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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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楼   2011-06-19 09:15:34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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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191楼 cjc0412 的发言:
上面最后两篇文章酣畅淋漓,痛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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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楼   2011-07-13 19:58:26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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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杂谈之九十一

隐士的力量

 

刘邦晚年特别宠爱戚夫人,爱屋及乌,对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特别喜欢,经常说“这个孩子像我”。这些话让戚夫人有了夺权的欲望。于是,她夜夜在刘邦的耳边吹风,要求废了刘盈改立如意为太子。

在帝制时代,太子可谓“国之根本”,换太子就是动摇国本,“本动而枝摇”,所以大臣们一致联合起来反对。御史周昌在朝堂之上为刘盈辩护,无奈这老兄是个结巴,憋了好半天才蹦出几个字:“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成语“期期艾艾”就是从这留下的。

虽然大臣们一致反对,可刘邦鬼迷心窍,卯足了劲头要废太子。吕后遂问计于“三杰”之一的张良。张良告诉吕后说:“商山四皓素有贤名,皇上多次请他们出山,但他们厌恶皇上轻慢贤士,侮辱儒生,一直不肯答应。如果太子能礼贤下士,请商山四皓出山辅佐。皇上闻之,一定会觉得太子羽翼已丰,得天下人望,废太子之事一定就此罢休。”

果然,一天,刘邦摆宴,太子带领商山四皓出席。刘邦看到太子身后站着四个白胡子老头,遂问“这是什么人啊”?当得知是自己屡次邀请出山而不得的“商山四皓”,大吃一惊,知道换储之事不可再行。并且在一次宴请中以太子随从的身份出现在刘邦面前。刘邦一看这阵势,知道太子羽翼已丰,废不掉了。终老,再为提及。

这就是隐士的力量。

隐士,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一直占据着最崇高、最重要的位置,历来是操持中国文化的幕后主要角色,所谓“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庶几可以与皇权抗衡。如唐德宗时著名的“山中宰相” 李泌就是。一次,唐德宗和李泌一起到军营,士兵们纷纷议论,说穿黄衣的是圣人,穿白衣的真人。可以和皇帝并列,这李泌的威望、名声可真不小。

还有一位,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就是东汉的严子陵。严子陵不仅不理睬汉光武帝刘秀的征召,甚至当着刘秀的面说:“唐、尧得天下,是因为德行远闻,才使隐者洗耳。你何必苦苦逼我呢!”刘秀和他同塌而眠,他在睡梦中把脚搁到刘秀的肚皮上,可谓胆大包天。被后人誉为不慕权贵追求自适的榜样。

如果仅仅是藐视权贵、傲视王侯,而于事无补,于世无济,这隐士也就真是个清高的虚名而已。但实际上,隐士与政治,与国运,与天下大事和大势,都有着及其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列举一下被列入神仙、半神仙的中国历史上的隐士,如三代的伊尹、傅说、姜尚,秦汉间的鬼谷子、黄石公、张良、司马德操、诸葛亮、南北朝的王猛、陶弘景,唐宋的魏征、陈抟,乃至元明清的刘秉忠、刘基、周颠、范文程等,都是建立了绝世功勋,彪炳青史的人物。细观历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凡是遭逢乱世,群雄纷争,往往是这些隐士们临危受命、挺身而出、大展身手、建功立业之时。一般而言,隐士者,多以谋臣、军师角色出现,他们采取的方式,是用“柔”用“弱”,是因势利导,处之于无形,也就是道家的手段。到了政治清明,天下太平,讲究坐而论道,修齐治平之时,隐士们便都默默无闻,隐居幕后,把治理天下的事功交付到儒生手里。所谓“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也。

姜尚是大隐,自然知晓隐士的能量。所以当他就封齐地时,齐有隐士华士,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贤。太公使人招之三,不至。太公命诛之。连大隐士如太公者都如此担心,隐士的能量可见一斑。明初大诗人高启,就是因为朱元璋委任他为户部右侍郎固辞不受,后被腰斩。所以当唐太宗李世民见到新科进士们一个个排着队、规规矩矩地走出殿后端门时,心中大喜,情不自禁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天下英雄都被你网罗了,还有谁和你争天下呢?当初满清入关,南方一带久久不能平息,康熙大帝遂决定开博学鸿辞科,来网罗不称臣、不投降的汉族知识分子。康熙之所以能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抗拒沙俄,与其善于笼络人心为我所用,关系莫大焉。

隐士和政治的关系,谋臣与君主的关系,研究中国历史的绝佳角度,“是不为王者所用,可杀也”。这样的历史活剧,在文革那个慌乱的年代,曾多次上演,这也算是中国特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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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杂谈之九十二

饶是林冲亦低头,何况小杨武

 

1023晚,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一位联防队员手持钢管、警棍闯进一间小店,一通乱砸后,对老板娘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她的丈夫杨武则躲在几米外,不敢做声,一个小时后才悄悄报警。甚至在打电话报警时,都吓得哆哆嗦嗦,声音小的几乎听不见。

无疑,这位最窝囊的丈夫,成了人们指责的对象,因为他的行为的确突破了常人眼里的道德伦理底线,缺少了那怕一丝男人的血性。人们“哀其不幸”。

但,是否可以“怒其不争”呢?

不得不问一句,他怕什么呢?

有人说那位联防队员身高1.80米,平素为人凶狠,横行霸道;而这位最窝囊的丈夫1.60米,一贯老实巴交,胆小怕事,打不过那个恶棍,只好忍气吞声。

不由想起另外一个人物,《水浒传》里面大名鼎鼎的林冲。

这林冲,可是《水浒传》里面最有名的大英雄,上梁山之前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上山后名列五虎将之一,武功高强,生得豹头环眼,燕颔虎须,人称“小张飞”。

按说,这样一位英雄,如果遇到别人调戏自己的妻子,而且是三番五次,理应拔刀相向,不会有什么顾虑吧。

事实恰恰相反,有顾虑,而且顾虑得很。

《水浒传》第七回写到,高衙内调戏林娘子,林冲本来要打,“却认得是本管高衙内,先自手软了”。

后来,陆谦使坏,把林娘子骗至家中。这段描写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林冲跑到陆虞候家。抢到胡梯上,却关着楼门。只听得娘子叫道:“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关在这里?”又听得高衙内道:“娘子,可怜见救俺!便是铁石人,也告的回转。”林冲立在胡梯上,叫道:“大嫂开门!”

明明妻子就要被人玷污,作为丈夫的不是一脚踢开门闯进去,而是“立在胡梯上,叫”,一个“立”字,活画出林冲当时的忐忑心态,这和杨武的做法,也相近不远了。

奇哉怪也。

是林冲打不过高衙内吗?肯定不是。

只是因为高衙内是高俅的干儿子,高俅是当朝太尉,一品大员,况且又是林冲的顶头上司。

所以,林冲怕的不是高衙内,甚至也不是高俅,怕的是官府,怕的是衙门,怕的是权力。

《水浒传》里面还有一处描写,写殷天锡霸占了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孙、小旋风柴进的叔叔柴皇城的庄园,还把柴皇城打死了,后来还连带柴进打进死牢。而这个殷天锡,依靠的是他的姐夫、新任知府高廉,而这高廉,则是高俅的叔伯兄弟。

由此可见,面对权力这只张牙舞爪的老虎,无论你是平民(武大郎),还是官员(林冲),乃至曾经的贵族(柴皇城、柴进),都有可能成为老虎口中的食物、爪下的祭品。

面对这只老虎,怎么办?

一种办法,和武松一样,把老虎打死。就像可爱的黑李逵说的那样:“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後商量!”

另一种,就是乖乖地献上子女玉帛,就像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一直过的那样。

换句话说,不是打人,就是被打;不是吃人,就是被吃;不是做奴隶,就是做奴隶主;不是做暴民,就是做顺民;不是做杨武,就是做杨佳。

就在这两个极端的轮回中,中国从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走到今天;中国老百姓从“长幼侪居,男女杂游”的野蛮时代,走到今天。

我们会怎样走下去?

一个社会,如果有殷天锡,有高廉、高俅,就一定会有柴皇城、林冲、杨武,也一定会有李逵、杨佳。面对高衙内手软的林冲,也会成为草料场里杀人不眨眼的嗜血林冲:“把尖刀向心窝里只一剜,七窍迸出血来。将心肝提在手里。”也许今天拨打110的手机,明天就成了一把砍头的利斧。

君不见,利比亚的皮卡和冲锋枪吗?

十分喜欢那个牛仔气十足的小布什,他曾发表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讲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

把中国的“老虎”关进笼子,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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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杂谈之九十三

从古代帝王看卡扎菲日御数女的可能性

 

名人就是名人,其标志之一就是,虽然他死了,可他还活着;标志之二就是白云大妈说的那个:绯闻,没有绯闻的名人不是名人。如果是死后再传出绯闻,那就得列入超级牛人一类了。

卡扎菲无疑够得上超级牛人,属于死后发生绯闻。这不,据英国《每日邮报》1114日报道,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的助手近日披露了他生前的糜烂生活——从狂野的性生活到对伟哥等药物的依赖,让人大跌眼镜。

这名29岁的助手曾为卡扎菲服务7年,他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每天都会和45名女子发生关系,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大嗜好。”此外,卡扎菲还对伟哥等壮阳药物有着强烈的依赖,以至于他的乌克兰籍护士建议他减少每天服用这些药物的剂量。

消息传出,自然引起大哗,刚刚消停的两派又开始争论起来。看看网友的留言,卡粉们自然是不接受,说是造谣,欺负死人不会说话,另一派则认为此事当真。在下不想和任何人争吵,只是想分析、推理一下,这件事可能性有多大?

说卡扎菲每天都会和45名女子发生关系,类似的话,国人听得多了,这不就是中国古代皇帝的“夜御数女”吗?翻开任何一部史书,几乎所有有关皇帝的描写都有这一句。

古代皇帝的后宫女人,由西汉初年的十几人,到西汉武帝时的一千,再到晋武帝司马炎的一万,最后到唐玄宗李隆基的四万。即使是后宫女人较少的清朝,也不下两、三千人。

那么皇帝一夜要临幸多少女人呢?孙思邈在《千金方·房中补益》中提到:“昔黄帝御女一千二百而登仙……能御十二女而不复施泄者,令人不老,有美色。若御九十三女而自固者,年万岁矣。”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梦想长生不老的美好的愿望。任何一个皇帝都不可能达到孙思邈要求的水平。

《礼记·昏义》记载:“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也就是说,五代以前的皇帝,只算包括皇后在内的嫔妃就有一百二十一人,皇帝每天晚上都不能休息,最多的几个晚上要连续临幸九人。

比九人更多的也有。据清毛奇龄《武宗外纪》记载,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善,向明武宗朱厚照进言:“回回女皙润而差粲,大胜中土。”意思是回回女子皮肤白嫩而鲜亮,比中原女子要强多了。于是朱厚照就令于永善从回回都督吕佐家索得十二名善西域舞的回女,献给朱厚照。朱厚照如获至宝,宣淫昼夜,还不觉得过瘾,“顾犹以为不足”。

宋佚名《迷楼记》记载:隋炀帝晚年,尤沉迷女色,令人造“迷楼”一座,“诏选后宫良家女数千,以居楼中。每一幸,有经月不出”。“大业八年,方士千进大丹,帝服之,荡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数十人”。

宋度宗赵禥更是让人瞠目结舌。宋朝规定:皇帝临幸过的嫔妃,次日早晨要到门谢恩,由主管官员记录在案。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八十》记载:“帝自为太子,以好内闻;既立,耽于酒色。故事,嫔妾进御,晨诣合门谢恩,主者书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谢恩者三十馀人。”说的是赵禥即位之初,精力旺盛,一次到门谢恩的嫔妃竟达三十多人!

这样做,一天两天还可以,时间一长,即使有再厉害的“壮阳药”帮助,只怕也会力不从心。赵禥就因为操劳过度,在位仅十年,身子就被掏空病死了,终年三十五岁。明武宗朱厚照活得还要短,三十一岁就呜呼哀哉了。

由此可见,卡扎菲的身体素质还是很不错的,用句东北话,那是刚刚的。

有人说,你说的都是古代的皇帝,卡扎菲可不是皇帝。是,卡扎菲不是皇帝,只是一个大秘书,可他这个大秘书却掌握了利比亚大权40多年,积累了上千亿元的财富。更为特别的是,他还有一群如花似玉的女保镖,整体围在四周。如果说,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男人,整体被一群美女包围,而这个男人却一点都无动于衷,那么,这个男人可真就是圣人了。问题是,这样的圣人,至今我还没看到,看到的都是假圣人,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不信,看看现实生活,那些掌握了大大小小权力的官员,哪一个不是这样。其中有五毒书记张二江,在丹江口和天门任职期间,与100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有用MBA管理情妇的杨和邹,运用工商管理学理论制订了周详的管理方案,并为众情妇作了排序;有和大舅子杨枫共享情妇的王昭耀,等等等等,不可胜数。

由此可见,权力、金钱和女人,是三位一体,捆绑在一块的。

如果有人说,卡扎菲是个例外,他只爱权力,只爱金钱,就是不爱女人。这话你信吗?我反正是不信。

不受制约的权力是世间最丑恶、最可怕的玩意,它可以做出最疯狂、最难以想象、最不可意思的事情来。卡扎菲日御数女之事,当做如此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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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199楼 盲哑人一尘 的发言:
拜读! 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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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杂谈之九十四

古有龚半伦,今有孔庆东

 

提起龚自珍,那是大大地有名,中国近代史就是以其为开篇,他和魏源一起,开辟了一个时代,影响了几代人,人赞“但开风气不为师”。

这样一个伟人、名人,一个爱国者,却有一个龌龊不堪的儿子,叫人大跌眼镜,真应了那句老话:名父之子多败德。

这个龌龊不堪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龚半伦,原名橙,字孝拱,是龚自珍的长子。别看他字里有个孝字,其实是既不忠又不孝,无君无父,荒唐绝伦。

中国人最讲伦理纲常,有所谓“五伦八德”之说。“五伦”是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的五种人伦关系,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基本关系准则。

可这龚橙自称其无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道,只爱一个小老婆,五伦去了四伦半,故曰半伦。

龚半伦虽放荡不羁,可并非不学无术之徒,相反他自幼聪颖,“藏书极富,甲于江浙,多四库中未收之书”,少时即“沉酣其中”。后来他流落到上海,依然放荡不羁,挥霍狎妓。聪明、风流、有性格,用现在的话来说,酷。

看看龚半伦的做派,和现在的一个人倒很有相似之处。你说对了,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以光棍自居,以泼妇骂街,满嘴喷粪为荣的北大教授孔庆东。

孔家的主坟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挖了,孔庙被砸了。按理说,孔庆东作为孔子第73代直系传人,对挖祖坟、砸祖庙的行为,理应给以痛斥、批判。因为国人极重人伦,挖祖坟是最大的污辱,不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一般是不会用这种手段的。历史上只有敌对双方的领袖人物才会遭到此种厄运,比如李自成就掘了崇祯的祖坟。可这孔庆东对文革却极力赞扬,极力呼唤,八九年再来一场,这不就是变相招呼再来挖一次自己的祖坟吗?

龚半伦无父无君,败坏人伦;孔庆东极力赞美挖祖坟的行为,说他们二人臭味相投、一丘之貉,相信没人反对吧。

如果龚半伦只是做了这些事,人们还可以把他归结为“名士轻狂”之类,犹如魏晋名士一般,故意做出些惊世骇俗的行为举止,以示其名士派头。问题在于,龚半伦当了汉奸。据《清朝野史大观》、《圆明园残毁考》等载: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中国,龚半伦随英舰北上来到北京后,将辫发盘到头顶,戴洋人帽,穿白色西装,出入洋兵营盘,狐假虎威,好不得意。随后,他将联军引进圆明园,并抢先一步单骑直入,取珍宝重器以归,大发横财。然后,就有了那场震惊中外的大火……这场大火燃烧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天还烧得所有的中国人心痛,也让世界上所有有良知的人心痛。

而孔庆东,对宣扬民主、自由,关注民生、民意的南方系极力贬低,动辄以“汉奸”相称,而对中国有过极大危害,并将继续危害的苏俄却极为推崇。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孔庆东对朝鲜金氏王朝一贯歌功颂德,极力鼓吹中国应该想朝鲜学习,走朝鲜的道路。可以说,这是对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大损害,一旦中国按朝鲜模式发展,必将被世界所淘汰,沦为下等公民,最终被开除地球籍。说孔庆东是比领着八国联军打入圆明园的龚半伦还坏的汉奸,当为确论。

有人质问龚半伦何以行此汉奸行径,龚半伦并不尴尬,反而理直气壮地说:我父亲不得入翰林,我穷到靠外国人糊口,朝廷于我龚氏,何恩之有?!质问者瞠目不能言。

而孔庆东深受国恩,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利益、精神成果,在改革开放带来的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下攻击改革开放。如果是在孔庆东十分心仪和向往的朝鲜,就凭他说出的和当局格格不入的那些话,他孔庆东有一百个脑袋也不够砍。从这个角度看,孔庆东比之龚半伦,却又等而下之了。

龚半伦把抢来的宝物运到上海变卖,用作嫖资,狂嫖滥嫖,结果梅毒侵入了大脑,发狂而死。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的报应,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天谴吧!

且看孔庆东下场如何?

正是:

古有龚半伦,今有孔庆东;

二人一个味,粪坑两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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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楼   2011-11-23 21:13:17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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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孔叫兽的分析入木三分,楼主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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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楼   2012-01-12 21:15:45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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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杂谈之九十五

从金正日进水晶棺说起

 

金正日死了,可他的皮囊还留在人间。据悉,朝鲜已经决定,为金正日永久保存遗体,人类文明史又一副水晶棺就要诞生了。

据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在主体最高圣地锦绣山纪念宫殿,保存伟大领导人金正日同志的生前容貌。”同时还决定将金正日生日——216定为“光明星节”。朝鲜曾在金日成逝世后次年的1995年,将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生日定为“民族最大的节日”,后来称金日成的生日是“太阳节”。

迄今为止,共有7人享受过水晶棺的待遇,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头头:

1924121,列宁死去,治丧委员会决定将列宁的尸体长期保存,使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成功地将列宁的尸体保存,并存放在水晶棺内。

194972,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国际共运的著名活动家季米特洛夫病逝,尸体保存了40多年。1990年,苏共和保加利亚共产党垮台后,季米特洛夫的尸体从水晶棺中移出,被葬在其父母的墓地。

1952年初,前蒙古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总理乔巴桑死后,遗体被保留。2005年,其尸体被从水晶棺内搬出来火化,其陵墓也被拆毁。

195335,斯大林死去,尸体被送到列宁墓下面的特别生物实验室进行解剖和初步处理,防腐处理进行了3个月。这期间重新制作了水晶棺,将斯大林的尸体和列宁尸体安放在一起供人们瞻仰。1962年,根据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共22大做出的决定,斯大林尸体被移出列宁墓的水晶棺,埋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歌特瓦尔德在参加斯大林葬礼期间患了感冒,返回布拉格不久就因肺炎在314日去世。苏联科学家也应邀为歌特瓦尔德作了遗体防腐处理。1962年,在其家人的要求下,他的遗体本从水晶棺搬出来,随后将遗体火化安葬。

1969年,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还在病危期间,苏共中央就派专家小组着手准备为胡志明作遗体防腐处理。19755月越战结束后,胡志明的尸体被陈列在河内的胡志明纪念堂的水晶棺中至今。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金日成的尸体也是俄国人帮助作防腐处理的,那时苏联已经解体。今天金正日的尸体是由中国专家还是俄国人帮助处理的,目前还不清楚。估计北韩在这方面早已发展出了自己的先进技术。

现在金正日也躺进水晶棺了,一国有父子两人都躺进水晶棺的,在人类历史中尚属首次。假如今天朝鲜人民的伟大领导人金正恩将来死后也躺入水晶棺,那朝鲜将再次打破其首创的世界纪录。

数数目前世界上躺在水晶棺里的,总共只有列宁,胡志明,毛泽东,金日成四人。加上刚刚步入水晶棺的金正日,一共五人。这五人在世时全是共产党的领导人。

到此我恍然大悟,原来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只在于一副水晶棺,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有点权力的人都宣称要搞社会主义。过去的德国希特勒要搞(纳粹的全称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刚刚死去的利比亚卡扎菲要搞,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要搞,现在的委内瑞拉查韦斯也要搞,原来他们眼光盯住的是那副水晶棺。

马克思曾说过,“我播下了龙种,却收获了跳蚤。

真是这样吗?

事实是,你以为播下了龙种,其实播下的全是跳蚤。

5个水晶棺即为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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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楼   2012-01-21 00:25:26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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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杂谈之九十六
  •      重温南巡讲话,为深化改革寻找动力



    一、南巡讲话 20 年,再寻改革共识
        2012 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20 年前的今天,邓小平踏上“南巡”之路,发表了举世震惊的“南巡讲话”,中国的改革开放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20 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对于中国改革将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人们没有统一认识,整个社会气氛亦见低迷。 20 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处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恰逢今年秋天将迎来政治代际交替的“十八大”,中国改革又走到该往何处去的十字路。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对何去何从的历史选择,人们自然把目光投向当年曾经给予改革开放以巨大推动的“南巡讲话”。除了中国人习惯对逢五逢十格外重视之外,应该说也反映了南巡谈话精神仍然具有强烈现实意义,人们渴望从中寻找到把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向前进的精神力量。

    二、中国何去何从?
    毋庸置疑,发轫于 30 年前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目前正处在攻坚阶段,在资源环境、民生、收入分配差距、城乡二元结构等方面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改革并不均衡。一方面,公共治理结构未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行政权力过分集中,缺乏制衡机制,滋生了部分党政官员的权力“寻租”和腐败行为。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未实现“把饼做大”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收入差距变大成为社会和谐的毒瘤。同时,社会保障体系的滞后成为改革的隐患,如今不仅存在公共品供给不足,而且还叠加“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所以常闻“今日吃肉骂声喧”。
    面对中国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利益集团的固化、国进民退、道德滑坡等多个问题集体爆发,学术界左右两派思潮再度激烈交锋,左派希望重返过去的革命路线,右派崇尚西方民主与自由的理想主义。有人认为中国不能迷信改革,有人呼喊加快政治改革,但没有人能为改革厘清方向,反而带来更多困惑。
    于是,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浮现在人们面前:中国向何处去—是向少数人专制和大众贫困的旧体制复归,还是走向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



    三、深化改革的动力不足
    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沿着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两个路径进行,庙堂和民间存在高度共识,那是全中国生产力和活力急剧勃发的青春期和蜜月阶段。
    经过十年“文革”,中国当时那种封闭僵化的经济体制,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国民经济已经滑到了崩溃边缘,物资极度匮乏,不少人的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贫困人口高达 2 亿,吃饱肚子能活下去是普通老百姓的第一要求,这才有了小岗村血写的“土地承包协议”。
    在高层,当时一代领导人,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责任感和放眼全世界的胸怀出发,毅然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而使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走上了伟大复兴之路。
        30 年过去了,那种朝野齐心推动改革开放的情形,越来越少见了。许多曾经的改革者,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由此从改革的推动者变成改革的阻挠者。
    仔细想想,改革都是日子混不下去的时候才改的,矛盾尖锐解决不了了才改的。哪有一个日子好过的时候改?现在中国现在 GDP 世界第二,经济增长很快,日子很好过,有什么理由来实施改革呢?人们戏称,发改委权力越来越大,它不光要管石油、电信,还要管茅台、月饼、方便面。你让它通过改革把自己的权力及由此带来的好处让出一部分,可能吗?
    可以这样说,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的改革日渐式微,动力越来越不足。


    四、利益集团是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
    中国学界已有普遍共识,认为固化的利益集团是目前中国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而后者往往有巨大的政治能量,令继续改革的步履维艰。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近日也首次明确指出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
    目前中国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于两方面,一是改革的主要既得利益者,权贵或裙带资本主义者(它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依附权力、依靠寻租而获得财富的资本家,一部分是拥有权力、依靠寻租而获得财富的官僚阶层),以及执政党中的保守派及其代表——原教旨马列主义者——他们担心再改下去结果一样是丢掉所谓的红色江山。这两个阶层现在有十分明显的合流的趋势:后者为了他们的所谓江山,而前者则是为了他们的财富,却假装也是为了红色江山——至少是恫吓后者,如果再改下去,你们就会丢掉江山。于是后者就被前者捕获了,不幸的是,后者恰恰在执政党内拥有或似乎拥有道德优势,而且他们对工农阶级又有较强的游说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一些从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活动中得益的人们,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既有可能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阻碍改革进程,也有可能假借“改革”的名义,强化行政权力的控制和腐败寻租的空间。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前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公众对腐败、贫富分化等的不满情绪,用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说转移目标,把民众的情绪引到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

    五、公民社会建设是深化改革的动力
    自上而下的改革日渐式微的情况下,向哪里寻找进一步推动改革的动力?
    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认为,过去那场靠观念支撑的改革已经死亡了,已经过去了,我们过去的青年知识分子,学生热衷于改革,但是他们没有利益的支撑,是观念性的改革。新的改革正在萌生,就是市场经济土壤中产生的,来自社会层面的极力要求的政治改革正在萌生。
    蔡定剑认为,社会在发展,在 2002 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革,这个变革以公民社会的出现为迹象,基层公民的维权推动着中国的政治改革。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草根 NGO 的生长,以业主为基础的城市社区自治的要求,各种利益受害者的维权行动,利益团体的游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媒体监督者角色突显,律师作为自主的维护法制的社会力量,还有来自地方和基层党政机关的自主进行的创新改革等等,成为新的推动政治改革的动力。
    从改革路径上来说,当今人们对中国社会发展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只能走渐进改革的路。可见,虽然自上而下的改革动力日益衰落。但是,由于市场经济改革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个人财产的增加、个人的自主和自由、利益和权利意识的增长,来自社会基层公众参与的力量日益兴起,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改革的冲动。人民富裕了,有了一定的经济地位,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有人格的人,一个有经济利益的人,必定要有一定的保障。也就是说,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必将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走向深入。
    这实际上触及到改革的主导权问题。我们常说公众参与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但事实上是把公众定义为改革事业的参与者。但毫无疑问,公众不只是可有可无的改革参与者,还是改革持续不断的推动者,乃至于终极意义上的改革主导者。因此,只有把改革的动力始终置于公众意愿之中,始终尊重和保护他们的改革意愿,才不至于使大业置于空挡、改革陷于停滞。
    乌坎事件,似乎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注脚。

    六、四个层面与五点共识
    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应该有四个层面:一个是经济改革,一个是社会改革,一个是行政改革,一个是政治改革。现在做的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市场经济;社会改革的核心是建立独立、平等的公民社会及其社会结构;行政改革的核心是廉政、高效、法治和按规矩办事的政府;政治改革的核心是民主、自由、宪政。
    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我们还可以达成五点共识:一、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二、民主法治国家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选择;三、公民社会是社会治理最有活力的社会选择;四、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要选择;五、以人为本、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和谐共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从时代主题的转换入手,来讨论进一步改革的共识、路径、动力和目标,才可能真正切合当代中国实际。中国过去三十年积累了无与伦比的巨大社会能量,社会能量的积蓄必定会寻找其转换的突破口,时代主题的转换,就是社会能量的转换。


   本贴于 2012-01-21 00:26:03 被【 逆行斋主】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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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楼   2012-02-03 00:17:21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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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杂谈之九十七

仁义道德与男盗女娼

——闲谈禁欲与纵欲

 

看史书,总能发现点有意思的东西。比如,禁欲与纵欲。

禁欲与纵欲,是一对纠缠不清的冤家。

有的哲学家认为,欲望和满足欲望,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最根本、最原始的动力,是发自人类心底的力量。如佛洛依德,就把一切都归于力比多;而马洛斯则提出从低至高的五种需求理论,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当然,也有一些哲学家,尤其是神学主义哲学家,将人类社会出现的罪恶和面临的困境,统统归结为人的欲望,诸如圣多玛斯·阿奎纳列举的“七宗罪”,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在于“存天理,灭人欲”。在这些人看来,只要消除了人的内心深处的各种欲望,理想世界就会诞生。细看历史,这类情形屡见不鲜。

不过,如果再深入一步,看看这些禁欲主义倡导者的语言与行动,就会发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嘴上说的一套,实际上做的一套,套用中国一句老话:“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历史上的太平天国,口号说的非常漂亮,什么“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可就是这个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实行极为残忍的男女分营制度:全城居民以25人为单位,分别按照性别编入男馆或女馆,传统的家庭被废除。男女别营制度颁布后,城内许多百姓"遂于夜间或合室焚毁,或全家自缢,或近河塘牵连投水。

想想看,连最基本的夫妻生活都被禁止,天国的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

可那些当官的又过的是啥生活呢?根据《江南春梦庵笔记》记载,天王府中,王后娘娘下辖爱娘、嬉娘、妙女、姣女等16个名位208人;24个王妃名下辖姹女、元女等7个名位共960人,两类共计1168人,她们都属于妃嫔。

洪秀全1853年进入南京,1864年被围困病死于南京,一共在南京生活了11年。在这11年里,他从未离开过南京,也未领兵打仗,甚至也不过问朝政,数年不写一封诏书。就连他的老对手曾国藩也感到奇怪:“洪逆深居简出,从无出令之事。”这些年他都在干嘛呢?都在天王府的安乐窝里享受呢。

这就是在教科书中被大肆歌颂和宣扬的太平天国革命的真实的一面。

塔利班统治阿富汗后,大张旗鼓地推行极端宗教政策。塔利班成立了促进美德和防止恶行部,这个部门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女性必须穿着将全身蒙得严严实实的“波尔卡”,不能露出任何部位;商店、旅馆、汽车等地不能放音乐,婚礼上也不能唱歌和跳舞;男性不能刮胡须,否则被关到监狱里,直到胡子长得够长为止;不能放风筝,风筝店全部关掉;禁止偶像崇拜,任何地方不能挂照片和画像;年轻女子不能在河边洗衣服,违反者男性亲属受重罚;裁缝不能量女性顾客身材的尺寸,裁缝店不能有时装杂志,违者被关进监狱;男性每天要到清真寺祈祷5次;女性不能穿高跟鞋,走路不能发出太响的声音……塔利班的促进美德和防止恶行部在阿富汗有成千上万的“宗教警察”,他们大部分是来自宗教学校的学生,他们监督阿富汗人的日常行为,遇到不符合要求的,就鞭笞、棍打,或者投入监狱。

可当塔利班垮台后,普通人有幸走进奥马尔被炸毁的宅邸,却发现,他用的马桶都是镶金边的,他的牲口过得比老百姓还好。

大学时看过一则资料,说过去只有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才能看《金瓶梅》。当时我就纳闷,为什么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可以看《金瓶梅》?他们又不是文史研究者?相反,普通的学者、专家却无法看《金瓶梅》?

许多老干部回忆录都提到“中南海文工团”一事,那时中南海专门养个文工团,每个周末都要搞舞会,还说谁跳的好,谁跳的不好等等。彭德怀为此曾斥责“后宫佳丽、粉黛三千”,估计这也是后来彭德怀被打倒的原因之一,只是不好意思公开说出来。

要知道,那时的中国,社会没有歌舞厅,中外名著和文史巨著全被打为“封、资、修毒草,要看书只能看毛选和毛语录;年轻人若胆敢看言情、武侠小说,一经发现就会被举报,”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批斗、坐牢甚至枪毙。婚姻恋爱基本不能自主。谈个自由恋爱要冒坐牢风险。当时的中国的基层组织尤其热衷于跟在有恋爱嫌疑的男女身后“捉奸”,一旦被捉奸不是自杀就是批斗、坐牢。八十年代有部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女主人翁的姐姐和村里一位男青年谈恋爱被人捉奸,姐姐上吊;男青年被抓去坐牢。

凡是剥夺普通人基本生活快乐和生活享受的,无论它以什么面目出现,最终都会走向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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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楼   2012-02-03 21:37:21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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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农民起义”应该是代表农民利益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次起义是代表农民利益的。都是为了自己当皇帝。因此二十四史里找不出“农民起义”这一措辞。谁都知道这一措辞来自毛老先生的信口雌黄,随意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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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楼   2012-02-05 14:22:21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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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见地,国家平时当无为而治,战时搞军国主义,很多问题是地方官为政绩折腾出来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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